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一个鼓励自由表达思想和多样性的世界——而且这种目标是有充分的存在理由的。因为只有那些深信自己的文化不会受到威胁的人，才是更加强大、更加自信的公民。这种自信有助于人们树立对他人的宽容与尊重。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重要的目标。[1]
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可以数以千百计了。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称文化是“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他从三个层面上概括了文化的定义：首先，文化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其二，文化也被用来指称“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其三，文化还可以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2]文化的三个层次的定义，一方面体现了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文化不同层面的倾向性。第一层面的文化概念，是把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待的，强调的是文化的公共记忆；第二层面的文化是突出文化的实践性，强调的是作为群体活动的活的文化；第三层面的文化定义突出的是文化作为艺术品或商品的物质属性。
一、文化的公共性问题
虽然对于文化的理解意见纷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文化的一般特性：（1）文化首先是人化，是关于人的精神或其他实践活动的；（2）文化是人类共同体的灵魂，是人类作为群体的生命历程的记录与绵延，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种族与群体身份的认同；（3）文化诉诸人的精神，但一般需要借助物质的形式为中介。
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有意义的存在方式。正是由于文化不仅是人类的共同历史财富，还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核心，同时文化也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和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文化成果对于享有这种文化成果和接受这种文化认同的不同范围的群体来说，具有典型的经济学所谓的公共品（Public Goods）特性。
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品而言的，纯公共品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罕见的，根据收益范围的不同，在纯私人品和纯公共品之间，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的是准公共品或混合公共品。人类的文化艺术成果显然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准公共品，它的公共品属性主要取决于享有它和认同它的人类群体范围，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区。当然，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作为人类的记忆、人类智慧与人性的表征，文化艺术成果在这一意义上具有了超越种群与国家的普遍公共性。
参照对于一般公共品的分析框架，这种体现人类文明的文化艺术品（比如国家博物馆、国家艺术馆的收藏品以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等）的公共性表现为：其一，此类文化艺术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地大于它的物理价值和对于个人的乃至某个特定群体的意义；其二，这种文化艺术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一个社会成员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妨碍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享用。其三，这种文化艺术品还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社会成员享用公共文化一视同仁，享受的具体内容、范围、质量都不受市场条件变动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认识，在国家层面上，文化事业是财政必须予以考虑的关乎文化保护、文化创造以及文化认同的社会公共事业。不过，文化事业在得到公共财政资助的一开始，关于文化事业的公共性问题就充满了争议，主要表现为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艺术导向和市场导向之间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