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化发源的地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不同意见，人们一致认为全球化发源于西方，具体说是西欧，是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相伴而生的一个历史过程。因为从历史上看，正是西方文明在近代把自己扩张到了全世界，其他文明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至少在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和西方文明相比。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把全球化的发源地确定在西欧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味，因为每种文明从价值上看都有普世关切或世界倾向，或者说都有传播和扩张自己的愿望，并非只有欧洲文明才是普世文明。针对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全球化起始的观点，他们指出：“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壮举对推动洲际交流过程的确功不可没。但是人类通过海洋的跨洲际交流活动并不始于哥伦布，比他早半个多世纪的我国郑和，从1405年 (永乐三年 )至1433年 (宣德八年 )的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历经30余国远达非洲南端。所乘的最大的‘宝船’载重量约1500吨，可容千人。船队每到一地，都以精湛的中国手工艺品换取当地特产，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与亚、非两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郑和的远航比15世纪末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早半个多世纪，航海规模与船只之大，都远远超过他们。直至15世纪中叶，西方造船业最发达的热那亚，制造的大帆船最高吨位也不过1400吨。实际上，中国的航海技术一直到18世纪中叶在世界上仍然是先进的。这个史实表明，郑和的壮举时间早于、规模大于、人数多于、距离远于后来的哥伦布探险。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中心论所强调，以哥伦布探险成功作为‘全球化’开始是不确切的。”①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从其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意义上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是它拓宽了全球化的外延。如果把任何跨国的交往都叫做“全球化”，那么古代的战争也会具有“全球化”的意义了。
（3）全球化的动力和主体。一般认为，生产力，尤其是知识的积累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是全球化进程向前推进的根本动力。知识的积累和普及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眼界。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不断革新缩短了空间距离，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想象空间的扩大，相互交往的深入，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至于全球化的主体，则有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最主要的活动主体，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其地位和职能受到了挑战，甚至引起了一些人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的怀疑，成为全球化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我们认为，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民族国家依然是人类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也是全球化过程的实际承受者和参与主体。国际组织被认为是全球化活动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全球治理的执行者，其地位和作用将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突出。跨国公司是资本扩张的载体，从而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体现者，它们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活动范围和影响上都在不断扩大。②
（4）全球化的维度和限度。大多数人都承认，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首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建立在生产、商品、市场、资本、技术配置的全球一体化之上，而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经济要素，所以全球化首先就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分歧，分歧主要是对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的，全球化虽然直接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出来，但它决不仅仅是经济概念，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和文化上来，因此认为现在不仅存在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也已经是既成事实。与之相反的意见认为，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前还只存在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只是初见端倪，至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现在还不是一个客观现实。例如有人说，全球化是有修饰语的，是指经济全球化，不应该把这个概念无边地扩大到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是用来概括世界经济如何在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投资等方面突破国家的界限而走向全球化，也就是资本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而政治就不能全球化，我们坚持搞政治多极化。至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到来，它还相当遥远。由此也就相应地引出了全球化的限度问题。一些人主张，不仅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幻，而且经济全球化也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程度，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边界。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全球化”与“一体化”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为今天的全球化远没有达到全球一体化的程度，“全球一体化”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