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多夫同样没有对全球化作出明确定义，但是他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此外，他还批评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片面认识，从多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后果。
（3）哈贝马斯论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1998年发表了《超越民族国家 ?——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明确地把经济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哈贝马斯认为，对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目前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四个显示指标：
第一，国际贸易在地域上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多。首先是工业商品的贸易，把各个局部市场上的各国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附属品。与此同时，这种贸易的结构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的通讯交往技术的引进使得各大洲之间能够借助服务业进行国际贸易，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进行生产、储存与消费 (如软件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
第二，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促进了短期投资，加快了资本流通。运动中的资本很容易摆脱各国税务机构的干预，在国际交易所的压力下，政府陷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这些交易所可以对于各国政府的利率政策、财政预算政策等方面的决策作出反应。结果使得外汇投机与金融衍生物投机组成了一种独立的“符号经济”。
第三，在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归功于跨国协调合作的发展。这种协调合作在决策中越来越独立于本国生产基地，因为它们可以使用资本外逃的选择权 (并以此进行威胁 )。在这方面，关于所谓“劳动岗位的出口”，例如从西欧转移到东亚、拉丁美洲以及中欧、东欧等低工资国家，正在引起人们的争论。在发达国家，这首先冲击到技术装备较差的工业中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第四，从“门槛工业国家”出口的工业商品直线上升。这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它们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方向上，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造。
这里列举的四个指标基本上局限在经济范围，但哈贝马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他说：“今天 ,社会科学绝对没有对于全球化这个已经引起人们惊慌失措的事实状况和影响置之不理 ,而且少数几位社会学家已经用他们的时代预言向广大公众发出警报。” ①
（4）罗伯森对全球化的规定。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受麦克卢汉“地球村”思想的启发和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化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 (compression)，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换言之，全球化指不断增长的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的意识。显然，罗伯森用这个观念是想表明，以往个人用来描述和划分现象的各种方式，已越来越有可能针对整个世界，而不再是他原本所属的那一个地方领域或国家领域。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包括像大众传媒和消费偏好这样明显的文化现象，能够比较直接地觉察到具有全球化的品味，而且还包括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上，从文化的方面来重新阐明各种话题。比如，我们用“拯救地球”来重新阐明环境污染与净化环境的话题，用“人权”来重新阐明公民权话题等等。全球意识的这种提升使得世界更有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系统而被重新生产出来。因此，在罗伯森看来，世界正在变得愈益统一，全球化社会正在形成。而全球化社会首先是指多元社会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它不仅指目前全球日益增大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也指文化和观念上的问题。罗伯森基于这一点强调文化对于全球化的首要性和基本性。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②
（5）吉登斯对全球化的理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 (A.Giddens)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化概念，他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距离的基本样态。他说：“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也互为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presence)与缺席 (absence)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因此，在吉登斯眼里，全球化是与“时空延伸”、“地域变革”、“现代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