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
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这未免浪漫和超前。但他同时又指出：“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别为前提条件的。”这或许才是明智的结论。
前面说过，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但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却不可以奉行“无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主语，就是要问：“谁的全球化？”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回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从社会生活领域来分，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从全球化的执行或运行主体来看，民族国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无疑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全球化的执行者，则是主权国家。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动，形成高度整合和协调一致的全球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权”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全球化可能导致传统的主权界限边缘的模糊和被侵蚀），但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不会丧失，否则，全球化就成了无主体的幽灵游荡。主权国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最有能力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交往活动的中轴和基石。其他国际政治实体基本上都属于国家实体的派生体，都直接或间接与主权国家有关。国家集团、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权力和活动都以国家主权的让渡和授权为根据。至少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很难也不会消亡的。“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都把维护国家主权置于政治行动的第一位，我们至今还很难设想在所有民族国家之外形成一个有权力对所有民族国家发号施令并使所有民族国家俯首称臣的政治共同体。”①
全球化的客观趋势要求主权国家为其发展开辟道路，主权国家的协议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影响着全球化的色彩。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佳方式自由配置经济资源，形成日益增多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或相关利益，这将会导致对主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但是，这种制约和限制必须以主权国家的同意为前提，国家权力的让渡以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基础，依靠民族国家之间平等的协商与合作来实现，表现为一个自主有序的发展过程，这才是全球化推进的健康状态。哈贝马斯曾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设想，这种设想被一些人误解为可以实施全球治理的“世界政府”的建立。但实际上，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并不是世界国家，而是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合作的政治体系。“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行。”②应该注意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发生民族国家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积极推进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初衷，并未改变。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因而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纳入全球化轨道时，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取向。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问题。这种“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自身的主权和特色， 从而对人类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