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看到所谓“文明的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同时存在。
必须注意到，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个不能省略或化约的因素。
4．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② 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贝克说，“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