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每一个消费者需要的商品，都是全球化的商品，全球范围内所可能提供的、最合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每一个企业，都要在全球市场中竞争与合作，为全世界提供产品与服务，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① 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②
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③ 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做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没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① 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经济集团的大量涌现，其中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影响最为显著。
3．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就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就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言，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