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和准则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真正的国际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因为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反映了全球化过程的内在逻辑，具有必然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即使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民族的胎记；反之，最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既然全球化本身包含的内在矛盾、对立或悖论是合理的，那么，它就不是人们在日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矛盾或悖论，而是哲学上所说的二律背反。深刻理解全球化的悖论或二律背反，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全球化的实质，确立对待全球化的正确态度。
三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在一定意义上却不是一种新现象。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说，“‘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语词，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① 2000年9月9日墨西哥《永久》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相关言论后写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末的今天所出现的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并被人所认知的现象的加速变化。”
实际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提出并详细地阐明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尽管他们所说的“世界历史”与今天的“全球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今天的全球化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日本学者伊藤诚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带来了生产、消费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世界化，在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经营中令人再次想起这一预见适用于现代。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现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相比，从内容上已加进了新的发展。企业的世界性活动不仅在产品市场、原料和资源的购买活动方面，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投资、金融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尤其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不仅限于石油等资源产业，而且还扩大到制造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领域。此外，不仅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大企业，甚至连日本及其周边的亚洲国家的中等规模的企业，都成立了跨国公司，而且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也明显增大。②
1．“世界历史”与“全球化”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 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① 。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② 。 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