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保持冷静清醒，警惕各种风险。由于各种力量的不均衡和规则的不公平，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充满着各种风险，其中既有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各种经济风险，也有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风险和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国家安全。许多事实说明，西方确实有某些势力企图通过全球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前面引用过的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一书中的若干话语，以及西方一些政治家言论中昭然若揭的用心，用不着特别的注意就能觉察。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的背景下，西方一些政治势力也制定了它们的“全球主义”谋略，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的霸权。因此，我们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对这种“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全球化包含着事实的层面，也包含着价值的层面；前者是一种客观趋势，后者则是一种主观意图。尽管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决不会服从于某些人的主观意图，但当这种意图与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结合时，就有可能对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当我们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时，确实应该警惕“全球化的另一面”，即有可能成为“陷阱”的一面。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在《全球化的利弊》一文中指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的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①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限。”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政治和文化带来影响，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法则，“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影响。”③这里所分析和批判的，实际上就是“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
总之，面对全球化，我们既要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又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冷静，妥善应对。既然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抗拒的趋势，人们只能利用它而不可违背它，那么，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国际交往，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同时，既然当代全球化具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自觉地推行其“全球主义”的战略并未改变，那么，我们就不能盲目追从，而必须警惕各种风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特别是要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关乎到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而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在参与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参与方式。我国近代以来150多年的历史证明，对于全球化，参与比不参与好，主动参与比被动参与好，早参与比晚参与好。所以在是否参与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争论的余地，而参与方式才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参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确定参与的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或者说，使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与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否则，脱离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而这就意味着，确定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条件，争取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对我有利的局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具体的分析论证，需要作多方面的考虑，需要由政治家和有关专家共同决定，而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愿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