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悲观派认为，全球化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和“分化”战略的新手段，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新工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充满迷幻色彩和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陷阱”，如果信以为真，不幸掉入这个“陷阱”，就会大祸临头。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最直接的就是美国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其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扩展到全球范围，而且将其政治价值和文化观念扩散到其他国家。所以，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甚至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其目的是要让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对全球化持悲观态度的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公众和学者，也包括一些西方人士。例如，德国的马丁和舒曼在其所著《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指出，世界市场是强者和冒险家的游戏场，是由“富裕沙文主义者”开办和操纵的“资本赌场”。国际金融体系则是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浮士德契约”。按照这种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把民主推向陷阱”。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的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其最终结果“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力”。①
在悲观派中，最极端的是抵御派或坚决反对派。在我们所接触的大量文献中，一篇给“全球化”加上引号再打上问号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报刊媒体以及政治家、学者和作家反对全球化的言论，并加了评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其中写道：“1998年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一语道破：‘全球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正在向一度是社会主义统治的地区扩展。’同年7月26日墨西哥《至上报》的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点明：‘全球化是无意识形态边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扩张到各个方面，变成了当前惟一的经济体制’。1997年问世的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则是讲得更加透彻了。他说：‘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它迫使欧洲和日本也得仿效。‘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如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做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是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这样，我们说，所谓‘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其实质含义就是‘美国化’，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吧？”文章接着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浪潮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先要化解的一个重大目标。1998年6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建议延长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时就说：‘贸易是促使中国变革的一种力量，使中国容易接受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理想，并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之中。’1999年3月23日，曾在克林顿首届政府中担任商业部副部长的杰弗里·加藤，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国会一些领导人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政府应该与之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将表明华盛顿是否认识到了为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坚持经济改革的道路对美国是有益的，而世贸组织能促使北京更加坚持这样一条道路。不管你对中国还有什么别的评论，单就它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这一举动的规模和范围而言，这就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转变之一。’……可见，中国确实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文章最后带着不无情绪色彩的笔调写道：“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对‘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作为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学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应该认真研究，严肃探讨，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似乎是没有什么可异议的吧？遗憾的是，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不少号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权威，在‘全球化’问题上，也是如痴如醉，跟在资产阶级蛊惑家屁股后面颠三倒四地瞎聒噪。在他们那里，‘全球化’既化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理论，也化掉了当今‘全球化——资本帝国主义化——美国化’的客观现实，还化掉了世界上一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却有科学良知的学者的见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