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导致宪法本身的非安定性。这典型地体现在毛泽东所直接影响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54年宪法之上。这部宪法的指导思想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整个规范体系具有浓重的政治性（或工具性）和不稳定性。毛泽东本人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坦言，这“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22]] （P.433）。这表明54宪法是一部自我毁灭的宪法，“宪法至上”的观念与它并不能相容。[⑤]在公民权利规范中，第97条虽然确认公民享有“控告权” 和“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该条并没有设置相应的程序启动机制，制宪者在此似乎断然排除了国家侵犯公民权利的实际可能性。以一种“大历史”（黄仁宇语）的视角观之，我国54年宪法是与以往宪法文本彻底断绝的产物，可是新中国立宪史表明，我们在断然推倒重来之后并没有生成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宪法。 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是当时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其所成就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较之54年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毋庸讳言，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中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在平均每5年一次的修宪过程中只是得到了部分缓解，如何淡化现行宪法中政治性宣言和意识形态的色素，不能不说是我国当下宪政建设的要务所在。康德说过，“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圈套”。[[23]]（P.24） 诚哉斯言！
其二是型构了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和限定性。我国迄今4部宪法都只列举了社会主流群体的宪法权利，对于边缘群体（“走狗”、“反动派”和刑事犯罪嫌疑人，等等）的宪法权利则未置一词。我国宪法文本中权利规范的享有主体是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革命斗争岁月中“分清敌友，划清界限”的思维方式在其中仍然依稀可辨。若从规范法学的视角来看，宪法权利的享有主体应当具有立场的可互换性，而不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世界立宪史上，立场可互换性的 “人”之所享有的具有普适性的权利可见于法国人权宣言，阿克顿勋爵就曾盛赞其“比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更有分量，比拿破仑的所有军队更为强大”。而主体范围具有开放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自由大宪章》第29条，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中就再次表达了其中的精神，其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不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有学者统计，《大宪章》如此重要以至于被后来的政权确认并重新发布不少于38次之多，[[24]]（P.21-22） 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权利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25]]（P.27-29）
所幸的是，宪法可能在历史上暂时颠踬，然而不会在历史中彻底磨灭。就在许先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出版之后的第二年，我国完成了第四次修宪，现行宪法第33条中增设了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在通往人之宪法权利的普适性之路上迈出了坚定的一步。这可能意味着新中国宪法史已经被掀开了新的一页，虽然我们无法由此断定此后我国的立宪主义是否将步入坦途，但毕竟可以说已有望走向正轨。因为我们也依稀听到了新中国宪法史上规范本身的一种“空谷足音”。
注释：
[①] 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多处引证了我国宪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决议、文稿或讲话，而作者对毛泽东在54年宪法前后的言论的细致研究堪称本书一大亮点。有关作者对这些史料的处理方法，见下文。
[②] 本书对20世纪70年代左右毛泽东政治体制思想的简析和对75年宪法序言的简析都是很好的例子。
[③] 许崇德教授在其他地方就曾提出过我国宪法学的几种研究方法。其中，作者主张以“本质分析”的方法代替传统理论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相对降低传统 “阶级分析”方法的位阶序列。本书中的实证的方法相当于作者所言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首要方法，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参见许崇德主编、胡锦光副主编：《宪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