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个比方，学习艺术与学习物理就必须用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方法，而同是“管理”，对待管理原理（科学）和对待管理过程（Managing）也不应当用同一种态度来对待，哪怕那种态度叫科学的态度。
用科学态度对待客观存在的事物无疑是恰当的，这里所说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当然包括自然系统；但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一个人工系统，则要仔细分析一下了。人工系统，尤其是人工社会系统，比如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乃至一个社会，其存在机理往往是文化在起内在作用。一个管理者用对待自在物那样干涉那个系统的存在和变革方式，哪怕他出于良好的意愿，应用“科学”的手段，也会引出不好的效果来。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向东方和美洲强力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即殖民化进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科学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被称为“科学主义”）都违反了某种人类最高等级的伦理原则，故都已被历史所否定。现在提起中国的地质科学，人们马上就想起李四光，其实依笔者个人之见，丁文江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建设方面，贡献绝对大于李四光，但是依爱划线看人的中国传统，就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孙传芳豢养的政客”这顶帽子，就把他在地质科学上的贡献也一概抹杀了。好像新中国接手的那么丰富的地质资料和组织良好的地质学研究队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样。其实与那些成就最有关的一个人就是丁文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顾病魔缠身，不顾学生们劝阻，坚持亲身进行野外考察，最后死在考察第一线。但是他所谓“投身”孙传芳，正是他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管理，以至事业惨败又遭毁誉。这样一位伟人都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淖（可见科学主义多么诱人、多么害人），我们这些长期在“改天换地”战鼓声中熏陶的人就更难免陶醉于其中而丝毫未予觉察了。
我不同意把管理完全当成一门科学，似乎与不同意将管理对象当成自然物之间尚有段距离，实际上前者是可以合乎逻辑地引出后者的。管理好一个系统，需要预先学习点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要对那个被管理的系统进行调研，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践论的观点。“你要变革一个梨子么？那你就先要尝一尝梨子的味道。”这句著名的警语在启示我们处理好管理者与他所要管理的那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告诫管理者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须臾不可忘记的工作方法，这与自然科学的实践已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此时的“管理”不允许你为了既定的目的而改变那个系统的外部环境。相反，此时的“管理”却要求管理者自己先要“脱胎换骨”，才能在管理过程中与全体参与管理的人员以及那个系统融为一体。这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无须经历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科学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可重复性或说可再现性。只要给学生预备好实验条件，科学所推断的结果就会如约而至。但是管理决无此特征。不用说实验条件难以重新布置，就是花大价钱重演一次，其结果也绝然相异。因为，那个管理者的角色，就像是科学实验里出了个韩复榘他爹，导演出来的东西戏单子里肯定没有。用一句更广为人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跳进两条河里、一个人也不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里。
三、管理理论的现状为什么这么混乱
在已经成为专著体系的管理学的各种版本的著作中，都存在着将“管理”的科学属性与技能属性混为一谈的问题。因此管理理论不但成了各种局部管理内容（计划、领导、激励……）的混合体，还夹杂起许多别的学科的看似相关的东西，如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等。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把这一现象称为“管理理论的丛林”，这很形象。如果人们不将管理的二重属性分开认识，那么管理学永远也无法从“丛林状态”变成一棵有根有干的参天大树。
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分析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由于早期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著述的，都是实际管理经验家，如美国的泰勒、法国的法约尔等。他们面对的是已经组成系统的企业，因而半道中杀进来，进门所面临的就是计划、决策、激励等管理过程，他们想不到（也无须）要对组织的创立原则及组织的合理化进行根本上的研究和质疑。他们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就是成功者，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了成功者的宣言，于是引来众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学院为了应付社会对这种人才的需求，也把这些著作当成教材，如此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和丛林中众多的“经验派”管理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