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其实就是讲故事：它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哲学家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人类自己的故事。——题记
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恩师詹子庆先生的悉心指导和不倦教侮。故在此，首先便向詹先生深致谢意。千言万语、感激涕零，可一旦真的诉诸笔端、形诸文字，却又偏偏只凝成亚里士多德所曾说过的这样一句俗语——“吾爱吾师”。老人家既教书又育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待我情同父子，令我没齿难忘！
同时，我们知道，亚氏在向乃师以及他后来最主要的“学术对头”——柏拉图说过上述这句话之余，紧接着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吾尤爱真理”。也就是说，在他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看来，尊敬自己的老师当然是第一位的，而且这一点又是绝对发自于内心的、最真诚的，没有半点儿的虚假或者怀疑的；然而，“爱真理”，或者说，“爱智慧”，在他看来，无疑要比此更为重要——其中，如果前者可以说是感情的话，那么后者则便可以说是理智。感情固然重要，它容不得半点儿的矫情、做作与虚假；但比感情更重要的，却是理智，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更何况，在真理面前是要讲究人人平等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当年在说出这番话语之时内心深处的那种复杂与矛盾，也完全可以理解他彼时彼刻的那种无奈与沮丧之情，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对他后来与乃师关系闹到如此僵化的程度以致于最终要不得不离开自己曾长期学习、从教竟达30多年的“柏拉图学园”而深表同情和遗憾。然而，至此，本人尤感庆幸的是，这份同情和遗憾却并不属于自己——尽管自己与亚氏的学识与成就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这一点，却同样应当归因于我的老师。在此方面，詹先生可以说是虚怀若谷、从畅如流，他完全可以说是这样一位像做人那样做学问、像做学问那样做人的人。不仅对本人的脾气秉性表达了十分的宽容，而且对本人的思想言行也表现出了难得的信任和尊重。若干年来，从他老人家那里，我所得到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的学识，而且其中更多的还有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在几次聚会当中，先生曾当着在座的他的不同职务、职称和年龄的弟子们的面这样反复说过，本人是他多年来所曾教过的学生当中最聪明也最难教的一个。其实，我深知先生这句看似极普通的话语里，至少当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先生对我本人的鞭策和鼓励，他希望我从此以后能够继续保持住好学深知、心知其意的治学态度和作风，而不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二是这其中也反映我本人的不够听话，或者说是放勒不羁，桀骜不逊。对此，一方面，我自然要感到十分心慰和熨贴；而另一方面，我的心里又不能不感到有些汗颜与愧疚。在一般学子们看来，导师们无疑乃是自己的“业师”——他们既解惑又授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给了自己日后可以维持生计的饭碗；然而，在我看来，除此之外，先生之于我，与其说是教书，不如更在育人；与其说他在解惑和授业，不如说他更在传道。古人有言曰：“师者，道之管也”。先生啊，学生愚钝，一时曾不解其意；可如今，我终于得知这句话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您不仅是我学习方面的诲人不倦的老师，更是我工作和生活上的关心备至的亲人。而且今天看来，这种感人的师生关系，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何等的不复存在呢？当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的浪潮从天而降、遮云蔽日、汹涌澎湃、滚滚而来的时候，其间充斥和夹杂着的无不是臭气熏天的金钱味，扑鼻的亦无不是是熏人的铜臭气。于是乎，整个社会上下便弥漫着乌烟瘴气。既如此，人世间又哪里会有真情可言呢？
其次，东北师范大学的曹书杰、韩东育、王彦辉先生，吉林大学的吕绍纲、陈恩林、张鹤泉和吕文郁等先生以及西北大学的刘宝才先生、陕西师大的袁林先生等，亦均对本书给予过热情指点；同时，在本人的博士论文（本书即在此基础上修正而成）答辩过程中，当时还在东北师大而今已供职于辽宁大学的任爽先生，奖掖后学、力排众议，曾针对本人的个人性写作给予过令人感动的理解与同情，并义正严辞地当场明确指出，所谓论文答辩就是要“有答有辩”，同时更对以往（尤其是当时）答辩中存在着的“答而不辩”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而辽宁师范大学的赵玉宝教授，乃是我同门的师兄弟。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并奉师命承担了我答辩过程中十分无趣的秘书工作。答辩期间，帮我忙前忙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我起草了不无溢美之词的答辩报告书；与此同时，也正因此，本人最后经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最终要进入个人档案的评议报告书中，才有了“极富个性化特色”这样浓重的一笔。当然，这一点我是完全不配的——众所周知，其实所谓博士论文，最要紧的就是要有个性化特色；否则，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行不离缝隙，动不离裢裆”，那还叫什么博士论文呢？不管怎么说，我总是要充满感谢的。在此，也一并要向上面几位先生致以敬意并深表谢忱。余虽不才，然而今生竟有幸而得遇诸位良师，不可不谓之足矣！正如柳河东之所谓：“巾短情长，所言未尽”。我知道自己是相当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