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这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当这些阶级社会的英雄登上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之后，我们民族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在“兴”、“亡”这两极之间进行周期性的恶性震荡了，于是乎，无权的广大民众便一次次在劫难逃地陷入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灾难深渊中去！试想那些手无寸权的纭纭众生，当此漫漫长夜，能不翘首以盼救世的英雄降临人间吗？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叫作“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直白不过地折射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英雄崇拜情节”了。所以，每逢神州大地沧海横流之际，倍受血与火煎熬的人们都会心急如焚地互相追问：救世的英雄何时横空出世？
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民族第一次陆沉于五百余年的大动乱之中，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保其命”?的空前大劫难，此时此刻，包括我们民族的精英如老子、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在内的所有人，不都在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英雄的出世吗？
老子故作深邃地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孔子喟然长叹地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孟子坚定不移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荀子则焦急期待地说：只有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绝对圣王”才能收拾眼前这个支离破碎的旧乾坤。
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更十分肯定地说：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独裁君王。
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呐喊。
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尚且如此，又何况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了。
为了让这个“绝对圣王”降临人间，战国时代的民众忍受着战争的蹂躏、死亡的威胁、饥饿的折磨、赋役的重压，一代代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这个即将降临的“绝对圣王”铺垫一条铁血之路。
人们呼唤的英雄终于降临人间了，他不是别人，此人就是横扫六合，一清海内的铁腕君王秦始皇。他给望眼欲穿的民众究竟带来了什么？据他说，他给民众带来了和平与福祉，带来了“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理想生活。可转眼之间，这位以功超“五帝”自诩的大英雄却原形毕露，他“虏使其民”，去修陵墓，开驰道，造宫殿，筑长城，征匈奴，打南越，巡游天下，求仙长生……，然而他就是忘记了民众该怎么活着！原因十分简单，他认为“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原来如此！为此，他可以把秦帝国变成人间地狱，可以把民众推到绝境，可以把民众逼得揭竿而起，可以把社会抛到新一轮的大劫难中。
对于民众来说，夏启、秦始皇之流的英雄太让他们失望了。但这并没有泯灭他们寻找真正英雄的强烈愿望，他们总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就会获得彻底解放。于是他们去找刘邦，去找刘秀，去找唐宗宋祖……；本族的英雄让人失望，他们也顾不得“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的祖训”了，就跑去找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这类外族的英雄。
但这些英雄何曾把民众放在眼里，因为是你们求我啊！英雄的江山哪里来的？他们心里明知是用千百万民众的尸骨换来的。但为了把江山变为私产，为了不去回报民众惨痛的牺牲，为了给自己头顶带上神圣的光环，为了让民众更加驯顺的匍匐在地，任其驱使，于是这些英雄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神话，（请注意，氏族社会的英雄神话出自民众，而阶级社会的政治神话却是英雄们自己伪造的。）这些政治神话无论多么光怪陆离，却都离不开一个主题：他们是“受命于天”的龙种，他们是救世主，他们是历史大舞台的主角，而民众永远是舞台下的看客！
中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由于民众被专制政治无情地剥夺了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权力，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表演的能力，熄灭了表演的欲望。别无它策，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几个在政治大舞台上来去匆匆的大小角色去摆布。这点也就注定了中国的看客们对上演的节目的特殊选择：他们不喜欢看生活戏，因为生活够平凡、够悲苦的了；他们也不喜欢看域外戏，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过得虽然不好，但比别人可强多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英雄戏”，看起来最过瘾，最来情绪！一旦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了值得叫人喝彩、叫人激动、叫人为他而豁出命来的“大英雄”角色，中国的看客们就会感到百无聊赖，感到世界失去了希望和重心，这时，他们无不认为必须再捧红一个“英雄”，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这个大舞台，占据舞台的中央，自己却宁愿跟着跑龙套，把抛头颅，撒鲜血夺来的江山拱手献给几个与自己出身同样微贱的政治、军事强人，为的是让自己喜闻乐见的“英雄戏”继续演下去。一个西方人说“没有英雄的国家固然不幸，然而需要英雄的国家更不幸。”?遗憾的是中国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始终需要英雄，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英雄”，特别在陷入绝境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