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正确认识法律的性质。法律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是国家的意志的体现，而不 是科学。第一，在法律中，求真并不是唯一目的。第二，即使是在求真的目的中， 对法律而言，发现事实并不是一个逻辑过程，而是取决于规则的普遍性。如举证责任不 同、归责责任不同，就直接决定了事实真相的追求和认识程度。第三，法律作为一种程 序制度，其宗旨是“在精确与成本之间追求最大的交换值。”
3.量化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必须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和途 径予以解决。具体说就是：第一，确定计算的民主规则。反垄断法中的量化标准，不是 一个孤立的、纯粹的、无成本的自然科学的计算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割 ，涉及到诸多价值的冲突和利益的协调。因此，在解决量化问题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和尊 重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要从制度上保证社会成员参与到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中来， 在具体的政策与法律的执行中，也要赋予他们充分的保障和救济权。第二，确立计算的 话语论理。人类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类理解是充满偏见的，而要克服偏见，达到真理 ，就必须与他人进行交往并向他人开放。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对方的要求，双方都不 固执己见，彼此开放。而这种对话的开放性并不指向任何具体的，而是指向一个程 序：实践性对话的程序。这就是说，开放性的对话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不断地进行 下去。
（二）对设计《反垄断法》的启示
本文对量化问题的实质及出路的论述，虽然是针对量化问题的，但其或其理念指 向却不仅仅限于量化问题，而包括整个反垄断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中国《反垄断法》的指导思想应是以追求民主法制为主、兼顾效率的原则。民主与 效率当然会有冲突，当面临二者的选择问题时，要设计一种民主决策制度来决定民主与 效率冲突时的选择。这当然不能排除选择效率的可能，重要的是即使是对效率的选择， 也是由民主的制度适时因地而作出的。
2.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度与条文设计包括量化问题的设计，并不是越细越好，越具 体越好，更不是越严格越好。国外反垄断法的实践证明反垄断法的政策性高于法的独立 性，妥当性高于稳定性，但政策性与妥当性所要求的灵活性并没有也不可能排除反垄断 法基本规则的稳定性、确定性。就我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反垄断政策，何时宽松，何 时严格，都应该由民主的机制适时因地而作出。
3.要特别重视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程序设计，确定公开、透明原则，完善听证、辩 论、协商等民主制度。一句话，通过民主制度保证反垄断法的科学性和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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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方民：《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美]马歇尔·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1年版。
[3]王晓晔：《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王晓晔：《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5]王书江译：《日本商法》，煤炭出版社，1989年版。
[6][美]波斯纳：《法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美]查尔斯·E·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8]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英]威廉姆·奥维斯坦：《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