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反垄断的力度和严格程度一直是比较高的。在量化问题上表现为确定了一系列的 具体制度。第一，关于合并的概念。具体规定了取得支配权和取得股份的数额。第二， 企业合并的申报。《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5条第1款规定，如果参与合并的企业在上个 经营年度内全球销售额至少达到10亿马克，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一个企业在德国境 内的销售额至少达到5000万马克，就必须对合并进行申报。第三，合并申报的内容。如 果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德国或德国某一地区的市场份额达到20%，就必须说明这个份额并 且说明或估算的依据。但这一做法并不是绝对的。第一，在理论上已由专家提出反 对理由。Moeschel认为，在现有的标准不能认定合并是否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单纯的以 绝对规模为干预标准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样的立法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的。第二， 在立法上，不再把量化标准绝对化，甚至不再规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而是充分 考虑“德国境内外事实上或者潜在的竞争”，严格化、化开始让位于灵活性和政策 性。
（二）日本反垄断法对量化问题的处理
日本反垄断法对垄断状态、市场结构及造成的市场弊害都做了具体的量化规定。日本 《禁止私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条第7款规定，垄断状态是指国内提供的同类商品 或劳务的价额在1年时间内超过500亿日元。但是，日本反垄断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例 外条款特别多，如反垄断法中所指的垄断状态不包括输出者，股份持有的限制中不包括 企业，不包括依特别法设立的公法人和对产业开发及经济有贡献的企业。 如此一来，日本的反垄断法就成了经济政策的附属物。
（三）美国反垄断法对量化问题的处理
美国反垄断法（即反托拉斯法）的法规都非常简短，条文规定也非常原则和简单。反垄 断法的适用是建立在判例的基础上的，必须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解释，体现了 反垄断法适用的广泛性和灵活性。
三、反垄断法中量化问题的实质
（一）量与质的矛盾
要求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准确化、科学化，不仅体现了而且也符合近科学的发 展和趋势。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了不仅质是相对的，量也是相对的。量子 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更是直接证明了量是测不准的。这就意味着反垄断中的量化问题不 会绝对准确，人们通过量化标准来确定垄断行为性质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
（二）法的稳定性与妥当性的矛盾
作为天下之公器必须稳定，才能为人类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与行为指南，才能发 挥法规范、实现社会秩序化的价值。但是，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一种永恒的工具， 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斯科？庞德提出了法律必须稳 定但不可一成不变的口号。反垄断法之所以规定量化，就是想通过量的确定性，来 追求和达到反垄断法的稳定性，避免标准不明、不清、不稳，但是，反垄断法不仅涉及 国内同行业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涉及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国家利 益与外国利益的冲突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的量化问题就处在稳 定性和妥当性的两难境地之中。
（三）反垄断法的功能目标之间的冲突
反垄断法作为国家竞争政策的重要体现和执行工具，必然存在功能目标与社会功 能目标之间以及经济功能目标之间的冲突。纵观当代各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就可以 清楚地发现，其反垄断政策包括量化标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不断根据新情况而发 生变化的。从总的趋势看，各国普遍根据国内外的竞争情况来调整反垄断法；在量化标 准上，表现为日趋宽松、灵活，不再绝对化、严格化。用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 你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大时，你几乎不得不发展得越来越大，以便平起平坐。
四、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新解
（一）量化问题的出路
1.观念认为政策的制定过程基本上是理性的过程而不是的过程，应通过数学 、逻辑、概率、机等手段进行准确计算和，实现政策的有效化。民主派则 认为，分析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分析具有易误性；第二 ，分析过程中价值不会中立，而且还会发生冲突；第三，存在信息过多或过少的问题； 第四，完善分析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是政策制定不能容忍的。因此，社会必须通过“观 念的竞争”而不是借助于“王”（柏拉图）或任何类似的知识分子或精英人物的分析 技艺来寻求好的政策。因为，民主的政策制定过程不可能是漫漫探求真理之长征，相反 ，成功的政策是符合民之所愿、民之所选或民之所爱，它们是公民为自己选择的政策， 不管这种选择是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