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原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各省则陆续建立农工商务局，由劝业道主持局务。[6]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县组织法》后，各地的县实业局改称建设局，"举凡道路建筑、农田水利、工矿商业以及其他公益团体事业之发展，靡不在筹划范围之内".[7]清末州县推行诸项新政，起初被定位为地方自治事务，国家财政概不拨款，各州县必须自行筹集经费，并设立机构经理。民国《满城县志略》写道："自创设警察、学堂、自治、实业诸政，所费恒以万计，一切悉责之地方，而赋税正贡已尽数提解以去，丝毫不为地方存留。于是地方不能不筹费，如随粮附征、补助公益、附加税等项目，日益繁多，不能不专设管理机关，势使然也。"这些财务管理机构最初系自发产生，名称各地不一。至1909年顺（天）直（隶）咨议局成立，正式通过决议，"各县立理财所".1928年颁布《县组织法》，县财务机构先是统一定名为财务局，后改称财政局。[8]清末新政效法西方和日本的制度，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1906年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行政）；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随后大理院确定于各地方成立乡谳局、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而以大理院总其成。1909年法部拟定了《各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编制大纲》，确定在各省城设高等审判厅，非省城的大商埠（如天津）设高等审判分厅，各府首县设地方审判厅，商埠设地方审判分厅，县设初级审判厅，构成"四级三审"的审判体系。
191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清廷颁布的上述《编制大纲》继续施行。[9]1935年7月1日，修正的《法院组织法》开始实施，清末以来的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地方法院建在县一级，不再是县法院的上级法院。同年4月分布的《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规定：凡未设法院各县之司法事务，暂由县政府设司法处处理之，废止县长兼理司法的制度。[10]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在县一级基本上没有建立过法院，先后设有承审室、司法处、司法科等主管审判的政府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9月颁布《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确定人民法院分为三级：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在各大行政区的分院，省级人民法院及其在各专区的分院或分厅，县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署的设置与人民法院同。二者均在同级人民政府的编制内，并受后者的领导和监督。1954年新宪法通过后人民法院实行四级二审制：县、市、辖区设基层人民法院，地区、自治州、较大的市和直辖市内设中级人民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设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设置与人民法院同。二者不再是人民政府的组成机构，"一府两院"均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11]1952年政务院规定县人民法院员额：特等县12人，甲等县11人，乙等县10人，丁等县9人；人员设置：院长、副院长各1人，秘书、科员各1人，审判员4至8人，接待员1人，勘验员1人，书记员1人。[12]到1955年前后，各省才普遍建立和充实了县级人民法院、检察院的机构和人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于1912年2月2日公布了《法官考试条例》，于2月4日至7日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司法官考试，录取沈毓奎等18人。紧接着，临时大总统在提请参议院议决法制局拟定的《法官考试委员职官令》及《法官考试令》的咨文中，进一步强调所有司法人员，必须经法官考试合格，方得任用。[13]相对其他公务员种类来说，民国时期的法官考任制度是执行得最好的。据统计，北京政府若干年内任用的380名法官中，不通过考试而任用者仅16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称，自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考试录取之法官计八百十八人，连以前计之约一千四百余人，占全国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二".[14]虽然县级地方法院在全国的普及相当迟缓，但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基本上保证了法官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