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负有盛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一名敢言直谏的政治家、有深睿之见的思想家。只是由于文名太盛，人们对于后者就不怎么注意罢了。自29岁中进士后，白居易一直为官从政，累官至刑部尚书，可谓位尊权重。安史之乱后，白居易鉴于朝纲不振，以其敏锐的政治视角指陈时弊，力主改革政治，谴责统治者的专横贪暴，强调为政要宽简清廉。他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对道、法诸家思想亦颇有研究，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以儒家为主、兼采道法的政治思想体系，尤以“刑、礼、道迭相为用”的观点最为独到。
儒家、法家、道家作为中国历史上三大主流思想学派，其思想均一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治道”的主导体制经历了西周春秋时的“礼治”——战国至秦的“法治”——汉初的黄老之治——汉武帝后的“礼法合治”的历程，“治道”的嬗变一直与儒、法、道诸家思想的争鸣和相互消长相伴随。当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春秋大一统”的理念终于确立起来，思想观念的一统也使政治思想的多元和争鸣“百川归一”。尽管此后出现过魏晋时玄学思潮和道家余韵及唐时佛、道之兴对儒家一尊的抗争，但这些被视为异端学说的挑战，并未撼动儒学正统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因此，在白居易提出“刑、礼、道迭相为用”学说前，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主张和宏观政策一直被奉为治国之道的核心理念，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更是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主导地位。
白居易通过对唐朝中期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以极为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国理念。白居易说：“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鉴于刑、礼、道各有其独特的治理功能并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认为：“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他还强调，三者必须“循环表里，迭相为用”。他又提出，这三者具体应用于“治人”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而应用于“治世”时，“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礼道》）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治国理念既不同于激进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又相异于儒家“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二元观念。他以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根据刑、礼、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张采用交替运用的方针。同时，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礼主法次、礼先刑后的成式，主张刑、礼、道互为表里，三者因事、因时、因势的不同而各有轻重缓急。
无论是儒家的礼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其治道理论根据主要有二：一是根据受治主体的原始本性。法家通常认为人性本恶，因而主张“垂法而治”，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早期儒家与法家相反，通常认为人性本善（荀子例外），因而主张治国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制裁为辅。二是根据治术对受治主体产生的实际效应。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可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就对受治主体产生的效应而言，“德礼”明显优于“法刑”。然而，法家却持相反之见。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堂刑》）因而，法家开出的治世良方就是以严法重刑之苦药以毒攻毒，使人在严刑恫吓的威慑下，收敛恶性。从儒、法两家治道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们的参照系均为受治主体，以人的本性和治术对人产生的效应为旨归，即所谓“因人而治”，这就忽略了时与势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白居易“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政治观的夺目之处就在于“因时变道”。在白居易看来，只有因时势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治道，才能达到“适其宜，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的目的（《白居易集·刑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