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文革”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十年动乱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朱德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１）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２）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３）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４）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
”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２２－２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１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２１－２２页，中青出版社１９５３年１１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