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民族国家认同谈起
在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百年中国政治与外交史上，最大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中国的地理边界在哪里？中国的观念边界在哪里？中国的现代边界在哪里？中国的主权及于何处？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围绕这个问题，历经变法与革命，农民起义与工人运动，西学东渐与“以俄为师”，内战与外战，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使得这个强天下主义而弱国家主义的文化共同体，渐渐有了民族国家认同的概念与制度。民族国家认同，简言之国家认同，是现代中国之所以存在的根本。
有了这个国家认同，我们不再信仰君权神授，而相信权力为人民所赋；我们不再把清朝当作外邦，“驱除达虏”不合宜也；我们知道土地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随意送给外国以“交众国之欢心”；我们的和平与战争，不再为王朝利益与领袖好恶，而是为了主权，世界各国与我交往，不仅仅是尊重或同情，而是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在世界的生存与发展，得益于世界的主权原则这棵大树。总之，有了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有了根，中国崛起有了本。国家认同是当代中国的“国本”。
当然，“国本”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人权。人权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与主权是一致的。主权是集合的人权。一个理想型的主权国家，肯定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一个国内的人权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它的主权也是不完整的，至少它的对内主权的来源方式上有失合法性；同时，它的对外主权也可能因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大打折扣。因此，人权与主权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两者在内容和实现形式上又是不同的。当今的人权与主权之争，只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真谛的不同理解，既由大国间的不同国情所致，又是话语霸权之争、制度之争、利益之争。
国家认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天下主义中走出来，有先天不足之憾，虽不断遇到西方世界主义的强大对抗与消融，然而在革命与战争的炮火下奋斗，赖于世界友好民族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将民族从帝国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特别是中叶以降，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引人注目的嬗变。
国家认同建设的主题与时而变。20世纪初是反帝反封建，初建民族国家；20世纪30、40年代是废除不平等的中外旧约；50至70年代是保证国家独立、建设共产主义与进入联合国；80年代是国家现代化与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90年代则是市场经济与国际合作，在融入国际社会中完善国家认同，强化中国的国际认同。21世纪的最近几年，国家认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似乎在重新反思国家认同的传统文化底蕴、国内社会基础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差异性。
国家认同建设从来都是国内互动与国际互动的综合体，而在21世纪之初，这种国际互动与国内互动的综合集中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凸现出来。
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本”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国外势力干涉，但又是一个明显带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总是免不了国外的干涉。台湾问题作为问题，就在于它的国际性。我们不从荷兰入侵东亚时代算起，单从日本近代染指台湾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然马关条约时的台湾问题与当今的台湾问题，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台湾问题最初只涉及到中国的末，而非本。因为在一个王朝利益至上的年代里，台湾、海南甚至西藏，其实都是末，枝的问题。所以，打败了，就割出去，或者租出去，或者送出去。爱好国史的朋友都了解，“国本”在中世纪的中国，只是皇帝的本，虽然也假惺惺地把老百姓也算进去，所谓“民为本也”，其实，真正的本就是王朝根本利益，除了皇帝之外，就是军队、祖制、太子与国都，尤其是后两者最为要紧。所谓国本之争，往往是皇太子之争，其实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之争，以及政权接班人之争，而接班人本质上是王朝的可持续发展。国本岿然，天下安定；国本不稳，天崩地裂。宋元明清在台湾进行有效治理，主要是彰显帝国神威，保卫大陆安全，算不上什么根本大计，故清初坚持收复台湾的李光地待收复之后却主张把台湾“给”荷兰。当然，这里的“给”还不是被迫的。到了马关条约，战败的清政府忍痛割“爱”，把台湾“给”了日本，这里的“给”就是被迫的了，不过，这里割的“爱”与清朝对于满州的“爱”又不同。李鸿章在国际政治中纵横捭阖，创造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佳话，死也不敢把东三省送给列强，因为，东北涉及清代中国的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