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胡谦盈是一位具有强烈敬业精神的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田野考古研究实践，从而在多方面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在考古理论和方法方面也有补充和发展。他是探讨丰、镐都址、先周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和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等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此外，对寺洼文化、中国古代建筑学以及迁歧以前的周人信史及商、周早期关系史的研究，比前人的认识深了一步。关于胡谦盈上述研究成果及其意义，石兴邦在《开创性的科学实践和成果—<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序》［1］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评论。在这里，打算对胡谦盈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他是一位颇有个性的学者。概括地说，他治学的作风严谨，在研究中善于发现和抓住学术难题并勇于创新，以及善于通过田野考古研究实践，以解决学术上重要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反映和代表他学术思想的重要论见有：
一.论科学工作的特点
如所周知，多年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意识淡薄，而且大家对科学创新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在考古研究中，人们往往热衷于追求发现和拾获什么惊人的“珍品”和“宝贝”，忽视通过田野考古实践去探讨和解决重要的历史问题或考古学上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他有多篇文章涉及上述错误考古偏向，2003年发表了他于2001年1月在中国社会学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讲演稿［2］，对科学工作的特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科普（包括资料整理汇表的综述），教学工作的特点是传授已知知识，而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创新是产生实现尚不存在的科学新知识，已经知道的事情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明确和坚持以下原则立场和思路：
1.科学的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不接受任何未经实验检验的理论和立说，也不承认有绝对完成了的科学
知识。由于科学认识的阶段性和局限性，理论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深化和修正。即使是那些已被证明比较成熟的理论，也不应成为束缚自己思想的教条，而应作为进一步探索研究的指南和起点。它们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指示寻求真理道路的里程碑。科学中内在的这种批判精神，正是促使科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使其区别于非科学、伪科学的本质特征。
2.科学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要求人们对一切现象和事物保持独立思考，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将它们置于科学理论审查之下，要求人们立足于已有知识包括理论在内，既坚持又发展，大胆地提出新问题，新立说，并付诸严格的规范的实验检验。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科学的创新使科学家不维书、不维上、不屈服于外来压力加长官意识，也不迷信任何权威和既有理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1）勤于思考（2）善于提问（3）敢于怀疑（4）勇于创新。上述4条，其中1-3条属于个人在研究工作中的思路和行为，能否做到的关键在于工作者本人。后一条则需要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条件，在实践中会碰到种种难以预料的麻烦和困难。所以科学工作者必须有大无畏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考古研究是一门学科，它的本质也在于创新。而考古研究工作中的科学创新，我认为不是在考古实践中碰到和拾获什么惊人的“珍品”和“宝贝”，也不是追求撰写一部洋洋数万言的大部头发掘专著，而是揭示和解决不清楚的历史问题或考古学上的问题，尤其是属于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性的问题。这是衡量考古学家在学术上有无建树以及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
可以认为，以上论述既从理论上阐明科学研究的特点和本质，又为考古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努力方向，这对进一步提高我国考古学研究水平以及发展繁荣我国考古文物事业，无疑会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论考古学真谛
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初期由欧洲地质学家传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受时代局限，我国考古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做得甚少，考古从业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他们多属于“半路出家”――－即由其他学科转入考古学研究。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大力主张和提倡说：“现在社会工作分工越来越细，考古研究也不会例外。田野考古和资料整理是作‘研究半成品’的工作；著书立说是对‘研究半成品进行再加工’，也就是‘高层次的劳动’”。尤其甚者。时至今年还有不少学人认为“田野考古是属于技术性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多年来人们普遍信奉“写出文章就是成绩”，而轻视田野考古工作，少数人甚至不参加野外工作而是等候资料来了，著书立说――即“闭门造车”，致使劣质的考古著作日渐增多。例如：（1）不少遗址的发掘挖乱了地层关系，或遗存层位关系交代不清，使揭露的遗存失去了地层依据。（2）把众多的洞室墓误认为竖穴土坑墓。（3）把陶窑址说成房址内的“灶坑”，“窑箅”说成“灶箅”。（4）缺乏证据甚至不做任何说明而任性地把共生一个单元的陶器群肢解为不同时期的标准器，等等。针对上述考古错误言行，胡谦盈发表了以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