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近代哲学只是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诚如康德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性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它的任何原理都不可能同事实的整体相联系，至多只能与经验事实建立起偶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理性主义必然要求建立体系，而另一方面，一切体系又都会遇到尴尬的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自相矛盾，任何体系都不得不摆脱那些容易导致矛盾的问题，因而使体系变成不完全的部分性体系。
然而，任何时候，哲学都不能放弃把握总体的要求。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就只能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去寻找那个思维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用主体去融合客体，以便在理性中消除经验中存在的主体-客体的二重性， 在主体的既定性中达到对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理解。在这里，客体的可理解性是由于它是被创造的。
当然，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
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
由于黑格尔哲学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因而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那就是历史。黑格尔具有以往哲学无与伦比的总体观，所以在通向历史的道路上，他抓住了逻辑必然性。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就不再是认识的障碍了，反而成了理解历史的正确途径。然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仅仅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了顶峰，实际上，黑格尔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依然站在历史的彼岸。 他虽然苦苦地搜寻解决以往哲学困境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是只具有抽象特性的“世界精神”。因此，黑格尔并未在现实中解决主体-客体的对立，他的概念神话只是合理地解决了历史理解上的问题， 只是在体系自身中为资产阶级哲学画上了一个园满的句号。
卢卡奇认为，综观资产阶级哲学，自始至终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9] 如果说它最终达到了发现辩证方法的伟大成就的话，那么也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徒有历史性的形式，而实际上与现实的历史毫无联系。要想使辩证的方法真正成为历史的方法，就必须依靠这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 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
四.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路
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藉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11]只要历史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而是现实的历史过程，那么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找到统一的根据。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每一个历史因素的中介性质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真正的对象，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被迫以客体的形式出现，
劳动力与工人相分离，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由于工人出卖了他的唯一的商品，他就必须把这个与他的肉体不可分的商品放入到商品运动的客观过程中，直接地、完全地置于客体这一边。对无产阶级来说，他自身的分裂赋予了他受奴役的形式，不得不承受客体化造成的受压迫的状况，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