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前面列举的警察逞凶杀人或行政机构充当拦路打劫的山贼角色，并不是普遍现象，否则，民众就将人人自危了。但这类事件肯定也不能说是很个别。即使在我国传媒受约束甚多的情况下，类似事件也不断爆出。诚然，曹海鑫案也不是普遍现象，否则，人民就根本没有活路了。但无论上访村民、抱不平的新闻界，还是最高法院的干预都未能阻止这一司法谋杀，这幕后的力量就很不简单了。这一案件成了一个危险信号——“是对中国人权中最基本的生存权的挑战，是行政司法权力与社会恶势力勾结形成‘黑金政治’趋向的信号”（邵燕祥）。顺便提一下，这起恶劣的司法谋杀中还有一个应该被钉在耻辱柱的人，那就是与地方和司法黑势力沆瀣一气的法律学界败类——郑州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职律师刘德法。他在曹海鑫一案是已死歹徒曹新春家属代理人，在前面提及的那起两死一伤的真正故意杀人案中是杀人者辩护人。两案前后相距一月，他以截然相反的两种法理逻辑先是把在无人夺枪情况下连开数枪，见人就射杀的杀人狂说成有理，要求轻判；一月后又把自卫的曹海鑫说成故意杀人犯，要求从严(19)。如果说曹案中党政司法部门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是行政司法权力与社会恶势力勾结而趋向黑金政治的信号，那么刘副教授的丑恶表演则是知识界、律师界败类卖身投靠社会黑势力，与黑势力联手作恶的信号。
骇人听闻的曹案和类似于岳阳、来阳个别警察及河南劳动厅驻京办之所为有典型性但尚不具普遍性，另外一个情况却是普遍的，这就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各级党政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从《天理难容》一文可以看出，河南省一些领导机关对上访群众的冷漠、敷衍、推托无疑是导致曹海鑫枉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戴煌披露，因冤苦层出不穷，河南省委、省府门前每天都有上访者。如此多的冤苦本来就值得政府反省，而当平民百姓的冤情发生，他们无权无势无可依傍，又到处求告无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们伸张正义，对他们进行司法援助和其他形式援助，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政府主持正义的期待则是冤主们最后一线希望。然而，高宅大院深似海，一道门卫就把许多上访者最后的希望击碎了。一对到河南省政府请愿的夫妇，连去数次不接待，绝望之下要自焚，传达室仍然不闻不问。当夫妇二人浇上汽油，就要准备用打火机点火，门卫竟然说：“你自焚，我给消防队打电话。”这种毫无人性的态度把夫妇二人驱上了绝路，双双在省政府门前烧死（女的未当场烧死，但伤势过重，四天后死亡）(20)。
无论是曹案中的公检法，还是被媒体曝光的行凶警察、揩油官员或是冷漠无情的“衙门”中人，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供养。在这些并非个别的事件中，纳税人的钱不仅没有换来哪怕劣质的服务，反而养虎为患，换来了压迫和残害。写到这里，联想到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电视里播放的外片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普通公民理直气壮地找政府或警察提供服务，大到保护个人安全、寻找失踪的孩子，小到丢了钥匙要求警察帮助开门。服务如有不周或延宕，公民开口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你们作了些什么！”当警察要进门问话什么的，连没什么文化的底层妇女也会气壮如牛地堵在门口：“想要进屋，有搜查证吗？”许多农民看到这些镜头，百般地羡慕、万般地无奈。一村妇发感慨：“在这儿，你敢！不甩你两耳刮子才怪。”
其实，甩两耳刮子算是文雅了。农村乡、镇干部动辄和警察一道闯进农民家催款逼债、牵猪、杠粮连带打人。去年十月，重庆市梁平县农民罗昌荣就因欠镇里300元“阎王债”被十几个收帐干部殴打致死。当罗奄奄一息等待救命之时，找来车的干部们却不是送人进医院，而是把从罗家牵走的那头价值远远超过300元的猪当“战利品”送到屠宰场过秤结帐；当罗伤得水米不进，不断吐血时，打人者却在聚餐庆功。罗在被打后第二天含恨而死(21)。
六、没有说完的话
由国人纳税意识的匮乏而扯出的问题，竟是如此之多。说到底，除了税制需要彻底改造，最重要的还是通过体制改革改变纳税人身份被遮蔽的状况和主仆颠倒的关系格局。只有当社会被安排得使每个人的公民尊严和自豪感可以油然而生，只有当普通的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有权知道纳税人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可以理直气壮地以纳税人身份对政府及各职能部门提要求：“我纳税是为了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各种要求、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骚扰说：“我纳税，是为了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警察堵在门外并质问：“想进屋，有搜查证吗？”只有这时，才谈得上普遍自觉地尽纳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