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犹太人曾深受主流社会排挤迫害,马克思的叛逆性格与之不无关系,而其创立的被压迫者的宗教最终在世界范围颠覆了基督教民族的殖民帝国.欧洲因<<新约>>排犹,美国则因<<旧约>>扶助以色列--后者尚有十字军情节.然而世易时移,此时之中东早已是安拉地盘,非复所罗门时代光景.齿亡以其刚,而舌存以其柔.手中有牌,妥协会被看作善意;待到无牌,退让就是向人示弱.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是以色列寻求和解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犹太人做起生意异常精明,但政治牵动宗教民族感情,使人无法精确计算利害关系.道若委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才能真正保护以色列--像美国那样做法爱之适足以害之.犹太人不论流落何处,境遇如何艰难,都不忘经典之讲习--默默以民族文化滋润自家生命.文明能量高度密集,不像希腊化文化因广泛传播而稀释,是故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华人则不然,只知炫耀国粹以满足虚荣,自己一无所得.暗然日彰,的然日亡,此之谓也。
每当中国历史遇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文化生命谨慎起见总是先造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试样,然后再依样制作其正本.秦是汉的试样,隋是唐的试样,中华民国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试样.前者皆是二世而亡,后者则有几百年的国祚.一如汉唐明清的缔造者,共产党人在夺取天下前有过统治根据地的经验,所以才站得住脚.他们在建政之后将管理农村的经验推广到都市,结果城里人也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了夜生活.中共花了二十年时间由军事斗争的生手变为熟手,又花了二十年时间由经济管理的生手变为熟手.八十年代时经济还剧烈波动,现在已经基本平稳了.台湾则相反,政党轮替后老把式换成新把式,车子马上颠簸摇晃起来.经济管理之道无他,唯手熟尔.台湾因古典文化之保存拜占庭化,最后索非亚教堂也成了清真寺;大陆则象西欧一样,在经历黑暗时代之后爆发了蓬勃的生命力.黑暗时代是一个文化养精蓄锐的休眠期,这三十年和欧洲中世纪相比只是片刻打盹而已。
印度文化在极盛时代曾奄有半个世界,两位大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一位是穆圣,另一位是朱子.前者使中亚和南洋群岛改宗星月,后者则使东亚获得了精神的独立.最后连印度本部也一分为二.当印巴分治成定局时,圣雄甘地感到无比的悲哀--他所热爱的印度再也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个人的生命中,儒家占了六分比重,佛法则有四分,因而对印度永远有种精神的依恋.特定宗教在一个文化里是保守的象征,而在另一文化则可能是叛逆的标帜.基督教乃西洋名教,士人之心怀不满者便学禅宗.效嬉皮,放浪形骸有如魏晋名士.在美国时,我和虔诚的基督徒比较投缘,而与白人佛教徒反多隔膜--双方信仰虽同,性格则异。
儒墨乃战国之世的显学,其教团有类英国两党制中的保守党与工党.项藉亲儒,故以鲁公为爵号;刘邦亲墨,曾依墨者之法约法三章.两大流派皆源于山东的文化传统.山东人与秦人大不相同.秦人乃一发育未久之年轻民族,遵纪守法,思维机械而少变通--象山涧砾石棱角分明.山东人则是文化悠久的老年民族,腐败散漫,脑筋灵活而多权谋--如河口卵石浑圆光滑.秦始皇和汉高祖分别是两种人类的代表人物。秦简常见津法文件,山东简帛则每有哲理篇章.<<史记.陈涉世家>>就讲严苛的秦法如何在山东激起民变.商鞅尚法,申不害重术,可谓因地制宜.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注重栓选超过了法制,盖因治理老年民族需要随机应变的措施而非一定之规.西人与华人之差别有类当日之秦人与山东人,盲目引进西洋法津必然造成适应不良的问题.法津应与治民之性情相吻,譬如量体裁衣.将本朝之法与<<大清津>>以及<<六法全书>>相比照,斟酌损益.取长补短,一以实际效用为依归，如此才有一代良法.欧化的知识分子视西人如帝天,稍有所得便慨然以启蒙为己任--既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也污辱了他人的人格.首先要向自己启蒙,培养一种对历史背景和实际状况的直感.西文为字母文字,观念每从抽象理论演绎;中文为象形文字,思维向由生活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