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1899年在香港出版），在报上大量刊登未经核实的各地会党起义、民变骚乱的消息，以造成天下大乱的声势。不过该报还比较老实，新闻里注明“据闻”“据传说”的字样。到1900年上海的第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苏报》问世，造谣的胆子就大了。从1903年5月起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认：《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随着革命风声日趋紧迫，革命报刊越发重视假新闻。《民呼日报》为抨击满清政府腐败，揭露满清官吏的贪污暴虐，宿娼纳妓，吸毒赌博假新闻连篇累牍。
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假新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一文中说：“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民立报》上的这种假新闻，密切配合起义的进程。武昌起义后不久，《民立报》制造许多各地光复的消息，以此动摇各地满清官吏。像1911年11月7日《民立报》：
北京专电：北京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
清帝退位是在1912年2月12日。1911年11月7日清政府任命的袁世凯正指挥清军在武汉与革命党军队激战之中。编者为使读者相信，还特地注明“北京专电”。然而人们不难发现其编造的痕迹：对于如此重大新闻，电文却不注明时间、不写明光复北京的军队、不说明清帝藏在哪国使馆，更不披露详细经过，仅模模糊糊一句话。但尽管如此，只要读者将信将疑、人心惶惶，报纸就达到了目的。为了造成“武昌起义天下应”的声势，《民立报》还大量编造各省、市宣告独立，发表独立宣言的电讯，甚至刊登他们自编的独立宣言全文。在袁世凯指挥北洋军革命党军队、革命党节节失利的时候，报上制造袁世凯一系列流言蜚语，一忽儿说袁世凯被撤职，一忽儿说袁世凯被打伤，1911年11月29日《民立报》竟刊登北京专电“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还配了一篇短评《汉奸之末路》，以伪造袁世凯之死来稳定人心。当苏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时候，又集中攻击江苏都督张勋。《民立报》11月21日
南京专电：有人看见张勋贼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
一个都督在军情紧迫之中，还手持人心亲自去豆腐店买豆腐吃，谣言已造到何等荒唐可笑的地步。
然而，假新闻尽管荒唐，的确还起了不少作用。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回忆广州光复时写道：“及武昌革命军兴，清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嵎自固。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澳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遂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率清军猛攻革命时，武昌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坚持出版，“报上消息，多系伪托，但读者莫不争看，信为事实，民心日变，民气日增。自汉阳失败，黎都督出走，武昌城内曾一度混乱。但《公报》照常出版，仍伪载事实，以镇定人心。城内外居民未散者，日望战况好转。”（宋岐三《辛亥革命首义》）情况基本如此，只是作者把假新闻的威力看得太大了。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心”，人民拥护革命的力量已不可阻挡。当时，清政府的《内阁官报》也造了不少假新闻，以各地都督来电形式，报道各地平安无事。同样是谣言，为什么人民相信革命派报纸，不相信清政府报纸？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假新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后来国民党许多要人对于制造假新闻不以为过，反当作丰功伟业，成为传颂一时之“美谈”。
其实，弄虚作假既非英雄之举，也非美事，倒正好说明，资产阶级即使在上升时期就已暴露出急功好利的狭隘功利主义、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秉性。反映出他们不愿做艰苦深入的群众发动工作，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用谣言来煽动群众，说明他们的头脑里还存在着欺骗群众、愚弄群众的封建思想。弄虚作假纵然能收一时之效，却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