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活”，就是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消除体制性障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主体。国家整合不仅仅是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农村，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引起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将农民从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农村发展和创造自己幸福美好生活的主体。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安排，我国农民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如尽管实行村民自治，但是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仍然以强制性的方式下派给村委会，农民为各种各样政府任务所驱使。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消除压制农民积极性的体制性障碍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否则，建设新农村的目标有可能如以往各种政府目标和任务一样，成为农民的一种新的负担。应该看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国家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是，建设新农村的持久动力和不竭源泉是农民。只有农民才最知道自身的需求，才能够以足够热情和持久的动力创造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建设新农村将管理民主作为五大指标之一，就是为了激活和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整合，将资源尽可能地向乡村配置并激活农村内在的动力。其前提是城乡统筹，以工哺农，以城支乡。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建设新农村并不是人为地抑制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恰恰相反，它要通过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支持和引导农村的发展，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一体。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乡村建设完全不同的地方。
自20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城市的崛起，面对乡村的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推动乡村问题的解决。如1935年前后，从事乡村改良活动的单位达100多个，人员2000多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等人提出并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倡导的“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试验；卢作孚作为大实业家关心乡土，倡导乡村建设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关心乡村、改良乡村。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但成效有限。特别是梁漱溟反对工业文明，主张回归以农立国，未能激发和调动农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他自己也感叹：“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其重要原因在于他将乡村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并不了解农民的真正需要，幻想以文化的方式去改造农村和农民。20世纪90年代，一些有知识的人试图发掘乡村建设的传统资源，回归以农为本的新乡村建设。其想法尽管很美好，其成效仍然十分有限。毕竟当今中国已深刻地卷入到现代化的世界体系中，农民早已不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农民，他们的需要和愿望正与城市迅速合拍。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村村通”的日益开放的世界里，要求农民“清心寡欲”，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里。那样看起来是同情农民，实则是对农民最大的不公。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要回到以农为本，农村自我封闭的传统社会，而是在业已分化的城乡差距的格局下，给农村以更多的支持和发展机会；不是人为地抑制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而是在工业与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促使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是否定城市文明，重新建构城乡对立及零和博弈，而是寻求城乡一体，共同发展，促进和谐。否则，农业和农村永远也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如果没有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在新世纪一举免除沿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4.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