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由视作一种个人权利看待，除非有强有力的理由和根据，否则它不容许被任何人或政府侵犯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也为人类道德由他律走向自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力量与行政力量高度融合、渗透，共同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因此，传统的似乎井然有序的道德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是道德发生自律作用的结果，不是道德独立作用的结果，而是道德与政治原则、政治手段合而为一作用于经济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结果。虽然在政治、伦理互动的体制下，也形成了一整套有关道德修养的理论，但道德自律的实际作用很小。与传统社会以政治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相适应，道德依靠良心、舆论发挥作用的“软约束”功能通常凸显为一种必须如此的“硬约束”原则。在特权、等级制度下，个人没有自由意志可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只有当人的自由权利得到法律保证、人们有了一定自由的社会背景下，普遍的道德自律才有可能。
因而，自由是自律的前提，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自律。同时自律也是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理性基础，没有自律也不可能有普遍的自由。普遍的自律只有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同时普遍的自律也是市场经济的理性运行对于个体理性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的秩序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是理性的自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市场主体的自律，就不能保障市场秩序，就不可能有效率，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王权是一种任性”（马克思语），社会的运行很难是理性的，从而使自律行为成为一种个别的偶然的行为；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的秩序经济，它所要求的自律是一种普遍的自律。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自律是道德主体自由自觉的选择，而不是盲从；是理性对欲望的引导，而不是“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压抑；是道德主体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迫遵循。这种自律是需要制度安排来保障的，是需要制度安排给人以普遍的预期来养成的。
二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建立市场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形成，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意识、独立意识、法制意识正在增强，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已有不同程度的加深，道德主体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正逐步得到确立。一句话，我们正在初睹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道德曙光。然而，在我国市场化的进程迅速推进、市场制度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道德秩序混乱的严重局面。一方面个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对非法谋利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和个人普遍地“陷入”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信用问题几乎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切无疑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这跟我国历史传统中缺乏社会理性的土壤有关。我国是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集权型的封建大一统的统治下，皇权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人民没有任何自己的权利可言，人的个性和自觉意识受到压抑、禁锢与扼杀，人的精神与思想总是处于顺应、依赖和甘心被奴役的潜意识状态之中，根本没有自由权利可言。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们成了失却“人类之尊严”与“个性之价值”的驯服工具。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们就把矛头对准封建专制主义，他们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注：《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只有彻底破除专制主义、永绝其萌，中国民主政治才能成功。只有切实保障人的言论自由，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个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实现民主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文化的冲击方面，还是在唤醒人们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方面，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混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亡种灭国的危机，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许多运动的中坚力量都主张用革命救中国，并纷纷投入民众运动，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与民众的救亡运动相结合，其结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锋芒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