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传媒对女性形象扭曲异化的原因，必须追溯历史。
考虑到中国的女性群体，在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短暂的“辉煌”之后，由此之后的几千年间，都沦为了男性的附属物。中国的女性地位低下，对女性的传统贬抑是通过话语方式（如红颜祸水）和规范（禁忌、礼仪），乃至人身变形（束胸、裹足），使女性不由自主地纳入父系社会秩序中，父系社会以“家”为核心对女性进行统治和监控。中国的女性没有历经过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她们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赐予”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实际上，中国女性在女权意识、群体观念和主体精神等层次上依旧显得势弱，而这显然影响着她们对大众传播的解读体验与反应方式。女性自身尚且如此，更别提整个社会对女性地位长期形成的一种刻版成见：女性是弱势群体。所以说长期的历史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形成了一种根植于文化之树根部的集体无意识。
传播内容中对女性的把玩心理并不是形单影只，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的诸多男性作家、导演忽然纷纷逃离身边人民的真正生活，去寻求“高粱地”，去寻求“缠足”，寻求“寡妇”寻求“三妻四妾”寻求“妓女”寻求“一男多女”寻求“不知哪个年代哪个地区的偏僻山村中的乱伦、“偷汉子”的女人，将旧时代妇女悲惨的命运抽去其社会内涵成为手中火爆的题材。他们将这些发霉的东西翻出来，写这些他们并不熟悉也不了解的生活，或许这正是男性作家、导演的一种社会心理体现——作为男权中心的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已经动摇。女人在当代社会中显露出来的巾帼本色正在并且已经使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受到震撼，内心的不安和失落，在塑造当代的妇女形象中找不到平衡，便从旧时代的描写中寻求安慰和抚籍；在塑造当代妇女的社会行为中找不到支点，便从描写性爱的过程中寻求解脱。这也许正是当代男作家、导演的作品虽轰动一时，却绝无真正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