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至18日,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精心组织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市中山南路20号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议子题是:地方文献之集;地方文献之整理;地方文献之研究;地方文献之利用。会议采取大会交流的形式进行。与会人员150人左右,报名代表190人。参加会议的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图书文献工作者和地方文史工作室的有识之士。其中受邀参加会议的大陆代表15人,实际出席的12人。有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如80高龄的来新夏先生;有国家图书馆和湖南、首都、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市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领导及专业人员;还有日本、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6人。提交大会的论文33篇,其中大陆方面15篇,台湾方面12篇。为配合研讨会的召开,还举办了台湾地方文献资料展览,内容包括日据时期(即日本占领台湾的时期)的明信片,涵盖台湾情调、原住民风俗、山水、动植物、军警海空以及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之风土文物等;台湾新编方志;各县市文化中心出版的有关地方文献。另外,将大陆资料室开架展出,主要是各省、市、县新修方志和各级文史资料。馆藏“文史资料”之丰富,令大陆代表诧异。“文史资料”大多为各级政协、文史委编撰的“内部资料”,发行渠道闭塞,台湾中央图书馆是通过何种途径收集到范围如此之广的地方文史资料。笔者咨询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资料组组长,对方笑而不答或答非所问,只是说这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可见台湾方面对地方文献的重视,收集大陆地方文献的重点是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还有地方年鉴和谱牒等。
笔者有幸忝列大陆代表之末,会后有所思、有所感。其一:台湾方面明确地方文献研究为地方文献工作的一部分,是地方文献工作领域的延伸和深化。《会议简介》中说:“所谓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一项文化事业也是一种学术事业,涵盖多种层级的学术文化工程,包括地方文献的调查、征集、采集、整理、保存、管理、理论探索与学术研究;既需要踏实的田野工作(指具体的地方文献业务工作),也需要理论框架的建构,以经验结合理论,记录该一地区的发展轨迹和历史演变,提供日后地方建设和行政单位施政的参考和依据”。“地方文献”之概念已为台湾学术界所认同。以此次会议而论,图书馆组织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大多数代表是大学教授、副教授和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员。报名代表190人,其中图书馆代表51人,而中央图书馆的代表14人,大陆图书馆代表8人,台湾县、乡图书馆的代表仅29人。会议交流论文33篇,其中22篇的内容涉及地方志、家谱族谱、金石、碑刻、户册档案、地图等方面的地方文献,而真正从图书馆角度出发讲地方文献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的只有7篇,大陆的占了6篇,只有一篇是台湾师范大学陈昭珍教授撰写的,题目是《欧美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之征集及其服务现况》。象这样一种会议格局,与大陆是迥然有别的。在大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界,又主要是公共图书馆界的专用名词,其他各界似乎没有使用“地方文献”这一术语,虽然社会科学界有很多人在研究有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的文献资料,都从未见人提出过这样就是进行地方文献研究,也可能是笔者的孤陋寡闻。权威性的工具书《辞海》有“地方ＸＸ”的辞条若干,独不见有“地方文献”。图书馆界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也只是自己打锣,自己唱戏而已。可见“地方文献”作为一种概念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同时,开展地方文献研究,也没有被图书馆界所重视。公共图书馆界开展的地方文献工作,似乎也只是包括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工作环节,对研究是忽视的,甚至把地方文献研究排斥在地方文献工作范围之外,认为地方文献研究是科研工作者的事。因此,公共图书馆有必要强化“地方文献”的概念意识,促使“地方文献”向其他领域的概念渗透。图书馆除继续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工作外,要重视对地方文献的研究,进而培植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能力,提升图书馆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