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银行管制制度实践,用中国的事实印证了国外金融发展史中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即一国的金融管制制度结构,不仅决定了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结构。因此,中国银行市场结构重组必须从造成国有银行垄断的制度根源上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三、国有银行垄断下银行管制制度的低效和管制失灵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央银行把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银行管制的唯一目标定位,风险意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银行的这种目标定位,必然使政府行为中的“萨伊定律”自动成立,江其务教授对中央银行的管制目标定位以及没有法律约束之下的中央银行滥用监管权力和管制过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中央银行的监管行为之所以主要是针对非国有银行部门,是因为这种监管的效果能够立竿见影,最能表现政绩,因此对中央银行具有很强的激励。但是,中国金融风险累积的最大仓库是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这两家政策性银行。而且,中央银行不断硬化对非国有银行部门管制约束的结果,是社会的金融资源进而相关的金融风险不断地转移和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银行管制制度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国有银行金融风险的控制效果。进一步推论,今后中国银行管制制度的任何重大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银行垄断的制度约束,因为管制制度与国有银行制度是相互锁定和相互制约的,两者必须同步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