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自不同的角度，对于股市的功能与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个人投资者、企业、国家这三个层面对于股市功能地位的看法更是不同。从个人角度看，股市是投资渠道之一，人市的目标是赚钱，是追求个人的财富效应；从企业角度看，股市是解决资金来源、进行融资获利的场所；从国家角度看，股市则是与银行间接融资不同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也是股份制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理论上讲，某种程度个人、企业、国家对于股市功能的定位，是不能相互交换的，换句话说，国家不能把股市仅仅作为集资、“圈钱”的场所；企业并不希望股市为自己建立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丧失较大的自由度；个人炒股也绝不考虑股市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性质的差异。但是，三者却具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即股市的根本功能是将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进而得以增值。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国家股市得以蓬勃发展并成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根本原因。脱离了这一层，个人、企业、国家三者在股市中各自的利益便无法得到满足，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放大，股市也就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更难为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正面的推进作用。 对股市作用的认识转变 回顾中国股市的发展过程，除了股市自身在上市公司的数量、流通的资金以及股民人数的巨大增长外，在对待股市的态度上，人们的指导思想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它与宏观经济形势的进展和政府调控经济能力的转变是相一致的。
受计划经济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过去存在着一种调控宏观经济必须自上而下的思想，因此在行政手段弱化的现实情况下，具有金字塔类型的垂直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便被视为是十分有效的经济次优调控工具了。例如，认为只要抓住了中央银行，就可以垂直抓住各大商业银行，而抓住了商业银行，就等于抓住了整个金融网络，进而控制了各种经济细胞的基本运转，这确实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极易贯彻自上而下的各种垂直调控措施。另一方面，在中国具有直接融资性质的股市，由于自身具有极大的自发性、不稳定性和投资方向的盲目性，从一开始起它就是矩阵格局，是一股横向、自下而上、较难控制的力量。加之中国股市的不成熟，各种投机和不规范之处在所难免甚至比比皆是，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股市往往被认为是产生混乱的根源之一。一旦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出现问题，责任总会直接或间接与股市中的一些不太被人们认同的行为有关，于是政策面对股市进行打压就成为了必然。这个过程，应该说已为过去多年来股市自身大起大落的现象所证实。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度与力度的加大，人们对股市作用的看法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坦率地讲，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改变源于某种认识上的“误区”：国有企业的困难被有意无意地定位为主要是缺少资金，解困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在财政拿不出钱，又担心银行不良资产会因企业的财务困难而加重的时候，人们的眼光便开始转向了股市，希望从股市融资、“圈钱”来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从更深的层面讲，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公有企业的资金困难必须由其所有者——大众无偿出资(企业对于股市融资是不用偿还的)解决，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想利用国有大企业上市的大盘股压住股票市场的投机倾向，形成投资效应，达到融资与治理股市的双重目的。另外，人们也很清楚，利用股市救助国有企业，也是在财政出现较大赤字、企业发债难以为继、银行已经形成较大呆账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实事求是地讲，这一作法曾经奏效，但随着法人股人市和大环境的走低，这一目标的实现遇到了相应的困难。
在上述基础上，近年来除了帮助企业解困之外，面对社会保障不健全、企业员工纷纷下岗的形势，股市又被赋予了新的重任，也就是将国有资产出售变现，以便弥补奇缺的社会保障资金，保证社会的稳定。在这一方面，股市被寄予厚望，几乎被有些人认为是建立社会保障、稳定社会未来生活的惟一资金来源。但试点性操作的结果却在一个时期内事与愿违，使人们感觉有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