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自由主义”并不都是争取自由的主义，正如繁多“社会主义”并非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主义。自由主义概括地说来，是在伦理上主张“性恶论”和个人主义，强调人的自私及利益追求是驱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上，则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视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甚至视“财产权高于生命权”；其人性观强调入主要是经济人的一面，人是利益的动物，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单向度的人”；其历史观，是所谓的自然演进，后来哈耶克称之为“自发扩展秩序”，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母体的所谓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演化规律。因此，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也就主张建立类似自然秩序的绝对“市场经济”——主要意思是指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而保护市场自由，包括自由竞争的生产和贸易。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主张自由是人的第一天性，因而自由在人的价值序列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这“自由”主要又是通过财产权即经济自由体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就认为自由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弱肉强食不仅是自然界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历史地看来；自由主义的一系列主张如自由竞争、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代议制、有财产才有政治发言权等等，曾经克服了贵族专权的旧制，适应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扩张需求，曾经鼓励他们快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也使得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所谓“工业化”以来)，取得了过去上千年都未取得的成就。但这种自由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所谓“进步”、“文明”的话语，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重建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使掠夺和剥削合法化。他们曾自相矛盾地幻想在其他的方面建立某种民主、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拾煤渣的老太婆与煤炭大王共享的“平等”总是让人觉得虚幻。他们早期还强调过博爱，如今也暧昧躲闪不再怎么提及。作为自由主义理想的大叙事，一个既有平等又有效率的制度，包括强者的财富通过“涓滴效应”间接施惠于弱者的制度性调节，自然有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但本世纪以来引发过战争(如三十年代大萧条)和未引发过战争(如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风暴)的危机，一再证实这种看似理想的制度并不总是灵验，一再证实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总是通向垄断和强权的致命缺陷。
“市场自由”是否可以随时而有效地调节和化解社会危机，这一点暂且不论。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资源无限论，即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供无限开发。以这样的假设，自由主义才有可能认为经济寡头并不影响其他人去开发和获取其他资源，因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可能完全被垄断，因而一些人的富裕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其他人的贫穷。
应当说，这种方案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的开发还有限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资源不仅越来越为某些富国和大资本垄断，而且也越来越匮乏，自由主义理论致命的要害之处也显露出来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眼下或是资源短缺，或是被迫过分廉价地出卖资源，于是资源紧张很快成为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和并发症，社会危机总是比发达国家来得更快、更尖锐，市场的负面效应总是比发达国家来得更大、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