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世界上几个大文化区只有东亚可以称为世界的“文化缓冲区”与“无意识领域”。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诸国是“儒释”文化区，主张意识和合与自然随顺，可对异域文化取宽容与融和的态度，从而缓和文化冲突。“无意识领域”，说的是东亚历史上宗教缺位，有可能成为博大虚待的人文容器对普世话语作尽量的吸收与充分的消化。
然而这样一个良善的文化“受纳”空间，沐浴西风，总有自己的选择。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选择的并不是通常意义的“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说，检阅150年思想史，中国与日本并没有学过“西方”。
人们都说，东亚现代化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融化，那么这“西方文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英美系“西方文化”，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次西方文化”。如果世界上确有通用意义上的现代化，那么学习“次西方文化”，得到的只是“次现代化”。日本在战前实现的“现代化”，就是“次现代化”。
德国风光
一
1883年（明治16年），东京大学法学部规定教学内容一从德国。这是一个大事件，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风向标。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输入的是英、法、美自由主义，其中又以英美学倍受重视。然而曾几何时，学风一转，学界发生大变化，德国学来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国粹学进入学术前沿，与国粹学相伴，“德国学”成为显学。英美学主张经典的西方学说，德国学相对保守，当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日见冷落，热门的“德意志学”随之蔚为大观。从“西学”转向“国粹学”；从“英美学”转向“德国学”，两个“转向”内涵一致。风气所被，不限于明治时代，而对日本20世纪开初直至战争结束的思想动向，乃至政治举措都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
穗积陈重（1856--1926年）是东京大学法学部主任，参加过民法典起草工作，曾在英国学习法学，后转学德国。1他留给后世的有一份著名的《转学德国的申请》。这封陈送当时日本文部省要员的信上说：曾就读于开成学校，又往英国学习法律，但是不满所学的一切，申请 “转学”日耳曼大学。学了7年的英国法律，深感各国法律利害差异很大，有适应日本也有不适应，只有互相比较，“鉴其精神利害”，才能找到符合日本实况，切实可行的法律典范。
穗积陈重确认：英国自负骄傲，贱视他国，“于欧洲诸国中，比较法理之教育最劣”，诸大学没有教外国法律的，所藏外国法律翻译书微乎其微，“仅四、五部法国翻译书”而已，英国法学教法之不完备已为之甚！2
山县有朋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发表《变则设德国学校议》，也同样鼓吹德国学。他说至今大学讲授，用的是英国教材，学生毕业后散布各地，也一概讲授英美学。英美学在日本流布，规模之大，已足可见。“日本学士书生万口一声，称赞英国之学，对英国政治抱倾慕之情，已不足奇”。他认为教育当从青少年抓起，此时接受的教育，掀动脑海，终身难忘，即便“父兄虽欲夺之而不能，其主义保持毕生，固定而至死不易。执教育之柄者对此尤应注意”。现在青年都去学习英美学，这将贻害终生。他为英美学在青年中的普及而深感忧心。
他对英国政体十分反感，“抑观英国之治风，所谓议院政体，以政党掌国家之实权”。与此相反，对德国政治则是一往深情，这是因为“德国乃立宪君主政体，用君主内阁之组织，君主与内阁独立于议院政党之外，议院不能制国家之全权”。
他主张在英德之间作出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他呼吁：“今如依然不改旧日之教育制度”，必有违日本之国情，“养成日本之内乱”，到那时，也就晚了。3山县有朋认为当下舆论界的混乱与英美学的流行有关。教育以英美学为主，造成知识人思想“错乱”，不修正偏重英美学的教育体制，“错乱”情况终将无法解决。如此往后，日本大乱即将到来。山县以上的话语似乎危言耸听，其实也有道理，他作为日本政府支配阶级中的一员，为求社会的稳定，而主舆论之一律。为此他力主 “变则德国学”，并建议设立“专门政治学校”，培养学生。学校的名称就叫做“德国学校”。4他有设“德国学校大则”云：“变则德国学，以教授政治学”，“毕业年限为五年，前三年为预科，后二年为本科”，“生徒总数四百人，选择能通经史，兼能文章者”，“教员德国人一人，日本教员六人”，“校主为华族又为‘德国协会’”5，“普通科目为除文典之外，逐次学习历史、经济、地理。以此为政治学的基础，省略不急之学科”，并“设翻译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