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平地而起的“德学之风”，日本学风没有“一边倒”。当时重要的民权思想家尾崎行雄有写有《德国学与支那学》，发出异响。他说日本一度艳羡洋学。凡洋学者，不管其造诣如何，都委以重任，给予奖励，占官场要冲，而日本传统学问则明显冷落。7他认为事物都会走到它的反面，西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古学回复，这是对欧化思想的反动，具体言之，儒学复兴就是一例。在他看来，儒学的复兴并非偶然，“虽木屑瓦片其稍带古色者，应际遇复古之世而生千金之价，夫带二千年古色的支那（中国）学，焉不得回复声价？”，“更何况儒学千年以来于社会有裨益之功”。8
显然，儒学复兴一为历史时势所然；二为“古色”久远，身价自高；三为历史上有功于日本。他叹息：如果儒学复兴还说得过去，那么德国学流行，就让人费解。“普鲁士是宇内新邦，论其学艺也只在近日有所发达”，“远不如罗典、希腊、支那、印度之学古老苍茫”。再则，英美学与德国学比较而言，“英美学基于实际”，而德国学总那样虚无渺茫，脱离实际。日本当下鼓励德意志学说，既不为它的“古色”（本无“古色可言”），也不为它的“实际”，那为的什么？ “其深意之所在实为吾人难解”！他又说：德国所长在于医学、哲学、理化学，百工技艺于其次，“而政治、经济、法律等则非其所长”。这个国家，学者处专制之下， “无法直言”，纵有敢直抒胸臆者也必受政府“严刑酷罚”，是故博士讲授、学生所学，无非“单纯学理”。而于国家政治不敢置喙于万一。德国讲习实际政治、现实经济之场所几乎没有，偶有涉猎仅“举成败之古迹而示其意”。稍语现实，“必触犯有司之忌讳而危及己身”。9
尾崎的分析是正确性，日本明治维新后虽一度西学盛行，但统治者很快意识到西学于社会安定有很大妨碍，尤其英美思想于日本多有不适。于是限制自由思想盛行，成为当时政治精英的共识。社会由崇尚英美学，向奖励德学的方向转变，也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尾崎打比方：养鸡而驱其下水，必有其惊，且怜驱者无智，“不明事理，于（德国之学）妄加奖励”，也一如驱鸡入水，属无智之举。以 “德国之学”维持社会人心并不可取，德国人性格激烈狂暴，学若有误，未得其“文明之风”，反被其狂暴之风。德国单纯之学理，医学、哲学与理化学等，固可学习，若要振作日本民气，“着实人心”，养成醇厚之民风，德国学也不必学。
尾崎分析德国情况说：夫“德国之民”，乃未得言论自由权之民，未得充分参政之民，其政府以专制为尚，铁血为政。在此情况下学者不修“实务”，深闭书斋，不问政事，而治“单纯之学理”乃是常理，“故其言虽深，而不切实际”，“其理虽远，而有违于事”。因此日本奖励“德国之学”势必鼓励专制之风，有碍思想播行，有害无利。
尾崎行雄（1859-1954年）原为进步记者，参与创建立宪改进党。1887年因触犯《保安条约》被逐出东京，后留学伦敦。1898年任文部大臣，随即因发表“共和演说”被迫辞职。20 世纪后，日本向法西斯方向疾走，他致信东条英机表达不满。10
尾崎主张英美学，反对日本德国学氛围的蔓延，固然与他留学英国的经历有关，然而毕竟不是主要原因，如穗积陈重就有很长的留学英国的履历。想来最主要的乃与其自由主义信仰有关。其实，检阅一部日本现代思想史，既有右翼学派也有左翼学派，纵如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占一席地位。如果说穗积陈重属于日本的右翼学派，与政府的保守政策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那么尾崎则站在民主派的立场，表现一代自由知识人对日本专制回潮的抵拒。
尾崎对德国学的论述 ，揭开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学习德国还是学习英美的大讨论。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这场讨论似无结局。再则，日本政府也早已绕开知识分子在义理问题上的纠缠，奋力踏上“德国之路”。
1882年，伊藤博文赴欧洲访问，第一站去的就是普鲁士，在那里找到日本宪法的样本。归国后一依德国样式改造政府各部，以后在他与政府的奖掖之下，崇德之风劲吹，直进大学校园。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