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走向分权
虽然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多次的分权与集权循环，但如果比较建国初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现在的情况，无论是法律上还是现实中，都可以看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由简单的行政性分权走向了经济性分权，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在保证政权统一的前提下，强调的必然是经济发展。要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中央已不可能完全依靠指令性计划，这样就必须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建设。
2.3 经济因素的权重加大
在建国初政治优先的气氛中，许多经济行为也充当了政治行为，同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也是由政治决定的，满足政治的需要，也少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如大区的建立就是沿用战争时期的划分方法，也是为了政治军事的目的，最初的放权也是行政性放权。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因素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设计上权重逐步加大。如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在中央与地方中，这些有差别的政策全是处于经济的考虑。各省市在享有中央政策上的不同，也都是经济的原因。
3 找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症结，创造新的局面
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集权与分权，即如何分割权力。诚然，权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重要的方面，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仅是权力的分割，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来看，权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权力划分，无论权力归中央所有还是归地方所有，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确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各自的范围内较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所有设置都要服从这个目的，同样权力划分也要符合这个目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中，都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成单一的权力划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完全从权力的角度设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把权力当成目的，这样每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就是权力的重新分割。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只是看到权力的本身，而忽视了什么样的权力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建国初，把本是企业应该有的维持和促进企业发展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似乎地方只要有一点权力就会“犯上作乱”。而改革后的经济放权，不考虑权力下放的效应，对权力下放造成的可能后果无法深入的分析，为放权而放权，把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调整宏观经济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把向中央要权当成自己的最大目标，于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权力市场，围绕权力的分割中央与地方展开讨价还价，由此权利谈判又会转向权力的竞争。而权利分配的不均衡会引起强烈的不满，中央只能用轮流“安抚”的方式进行平息。在这种情况下，权利纷纷下放，随意性很大。这种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式不利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走向成熟、合理，还会留下诸多的问题。因此，在设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必须走出权力的误区。充分认识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权力的划分要依据中央与地方职责的不同而配置，而不只是对权力的简单分割。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辛向阳. 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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