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合开发的内容与形式
首先，进行各省区地方文献征集与藏书建设协调，是联合开发的前提。
文献开发必须有一个较为完整、丰富的物质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北每一省区都流散了为数不少的其它四省区地方文献资料。但因本馆地方文献征集范围、经费等方面的限制，除甘肃省馆外，各馆在开展征集工作时，一般对本省（区）文献趋之若骛，尽力搜集，而对其它省区文献或者十中取一，或者弃之不顾，造成征集工作上的量少、费力以及不应有的文献“流失”。为此，各馆应以平等互惠为基础，在征集本省文献的同时为其它四省区馆代征代购所需文献资料。由于地方历史文献日渐稀少，搜集不易，应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重点对象。同时，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搜集也应加强，特别注重著作手稿，“文革”资料及近年非正式出版发行的地方报刊资料的征集工作。对现有馆藏应互通有无。进行交换、价让、补缺复制等，使各馆的本省文献较快地得以充实，也为甘肃省馆西北地方文献专藏建成为西北地方文献的最后检索基地提供可靠的保证。
在征集问题上，关于“地方文献”理解不同，认识各异，互不统一，各行其事，也是造成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宽严失当的重要原因。概括说来，对地方文献的解释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认为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以及长期在本地工作、居住的有影响人物的著述，内容述及本地的外地出版物；狭义的解释则认为是指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出版的涉及到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说，以出版物的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点作为确定地方文献的唯一标准。从一般认识来说，文献收集越全越好，按广义的范围收集，可以避免遗漏，似乎是个理想的作法。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不辨主从，巨细并收，反而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分散，欲全而实不能全，影响文献收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像甘肃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地方文献工作开展较早、较好的馆都以狭义的解释作为征集范围，这是值得其它省区馆借鉴仿效的。在此，我想再补充一点：对于地方历史文献，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地方出版物，则应以广义的理解来收集，即：凡此前的本地出版物，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本地，都应全搜集。对于著名的地方历史人物著作，似也以广义的理解搜集为宜。因为这些文献今已罕见，对于研究本地区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包括图书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至于现当代的本地出版物，则应以内容为尺度，完全不反映本地的（特别是许多科技文献）就不必作为地方文献来处理。当然，在地方文献收集范围的问题上，应该允许争论，但争论的目的是求大同，应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协商制定为五个省区馆所共同接受并遵守的西北地方文献收集范围，这对征集工作协作协调地开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质量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进行现有地方文献核实、相对集中和分类编目工作，是联合开发的基础。
长期以来，除甘肃省馆以外，其它省（区）馆多未将地方文献设立专藏。以陕西省馆为例，除地方志已相对集中并编印了专门书本式目录外，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与其它图书混同存放，并分散于不同的业务部门管理。一般所设分类、书名、著者目录又未将地方文献清楚地反映出来，使地方文献的检索、管理、利用都十分不便。不仅如此，除了地方历史文献之外，其它地方文献的摸底、核实等工作尚未进行。究竟现有地方文献馆藏具体情况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显然，家底不清，不要说开发，既使读者一般的阅览、咨询需要也无法满足。因而，在加强地方 文献征集的同时，对现有馆藏进行调研核查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在此基础上，应逐步地将地方文献从各个书库中调出，建立专藏，可按文献类型、时代、内容等不同情况进行集中管理、区别管理，并建立相应的卡片式目录，以供检索之需，以利开发之便。同时，还应积极创造条件编印成书本式目录，从而为编辑大型的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以进一步提高馆藏地方文献知名度与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