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作为文化方式虽然非常发达，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中国古代没有 文学史。“文学史”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同时也是对文学进行重新言说的话语方式。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词语的意义是在词语的比较中根据整体性原则确定的，就是说，词 义与语境有很大的关系。“文学”作为从西方输入的概念其语义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实 际上是在和同样是从西方输入的比如“哲学”、“历史”、“教育”、“文化”、“伦 理”等概念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正是在和它们的区别的过程中“文学”确定自己的知 识边界。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同时 还包括文字学、经学、音韵学、历史学、文章学等，所以，早期的中国文学史比如林传 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文学史”理念是从西方引进的， 但“文”的概念却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史总体上表出明显的中西杂揉的痕迹。随“文学 ”概念的进一步西方化，以及更为广泛的西方话语的引进和被接受，中国文学史越来越 走向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模式，即“作家作品中心论”。二十年代初期凌独见说：“ 从来编文学史的人，都是叙述某时代有某某几个大作家?某大作家，某字某地人?做过什 么官，有什么作品?作品怎样好坏。”(注：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 上海)，1922年版，“自序”。)也就是说，“作家作品中心论”的文学史模式在20年代 就已经非常普及。
当然，我们承认“文学”和“文学史”作为话语方式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们对我们目 前的“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史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承认，“文学”和 “文学史”的概念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体系的不同以及深广的文化的不同， 它们都发生了变异，即中国化了。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在引入过程中逐渐确立的“文 学”和“文学史”话语又具有中国性。在这一意义上，目前的“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 史模式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在这逐渐建构的过程中，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旅美学者刘禾曾对《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 合法化、经典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过专门性的研究。她的观点是：“新文学大系” 在确定新文学的经典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胡适、郑振铎、鲁迅以及《 大系》的其他编者奠定了经典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基础后，这种千篇一律的叙述在 中国大陆、在美国和欧洲被一遍一遍地讲述着。”“《大系》出版以来，后来的文学史 著作扩展了其内容，并使自己跟上时代以适应1927年以后现代文学史的新发展。但《大 系》的概念范式—分期、体裁等等—在后来中国大陆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任何 改变。……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通过抹去《大系》所包括的一些作家来建立一种 政治上正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注：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 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3、 327页。)五四新文学之后，文学史对新文学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中的地位如何确定 ，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混乱。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都希望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并且 胡适还试图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论证新文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新文学运动”的 彻底胜利。但新文学并没有事实上取代旧文学，相反，五四之后新文学还有一个消沉的 时期。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刘半农还抱怨曾轰动一时的白话诗，“然而到了现在，竟有 些像古董来了”。(注：刘半农：《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版，第352 页。)《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以及其它相类似的新文学叙述活动则以一种话语权力 的方式重塑了新文学。“新文学大系”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新文学的话语，通过这套话 语的确立最终使新文学合法化。并且，“新文学”话语具有专断性。这种专断性的话语 最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话语方式，这就使“新文学”从语言学的深层次上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一直具有霸权的地位。“新文学大系”所确定“新文学”的术语 、概念、范畴特别是“作家作品中心”的叙述模式，后来一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