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镇常委和政府新的角度定位，即它应当是联结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柔软、顺畅的纽带，需要多方面改革配套，比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乡镇常委和政府的直选。乡镇自治也就是提高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具体说，其必要性如下：
⑴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乡镇政权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当然，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由县、市、省甚至国家予以支持，但是，如何以创新思维来建构一个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权力和义务对应的政府，一个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乡镇政权因其直接面对农民，更迫切和更直接地面临着这一问题。陈文胜在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乡镇负责人有32%的时间参加会议，22%的时间对上接待，15%的时间应付各种考核，9%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17%的时间用来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而在问到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关系时，只有13%的人认为这两者可以基本统一起来，其余87%的均认为难以统一；如果二者产生矛盾时，有63%的人选择向上级负责。而这样做的理由，有71%的人认为上级有权力。[viii]其实陈文胜的调查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从已经试点直选的乡镇领导来看，他们的价值导向出现了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向上级负责变为向选民负责，这样，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任务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用成都市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话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在我们选出来的干部中扎根了。他们当然还要受上面的制约，但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倾向性肯定更强。他是群众选出来的，他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民意压力。公推直选有效地解决了领导干部怎样对下负责的问题。可以说，基层民主让干部有了一种真正的群众意识。”同时，这种改革 激活了干部动力资源，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了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
⑵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大内容和手段是从中央到县的财政支出对农村的支持。在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基层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廉洁保证，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会变成又一次向上级邀功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各级贪官的又一次瓜分财富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中央的财政支持必须得到具有一个从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权力制约的新型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配合，才能收到“建设新农村”之成效。
⑶激活了农村社区的重建资源，使得社区居民更加密切地融合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去，并且对于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乡镇政府和党委官员的去留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直选后的乡镇这一级党委和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和社区建设事业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则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更直接可行的参与渠道及必要的决定权力。这也有利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丰富多彩而生机勃勃的治理生态，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⑷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民主化建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必然要从基层民主发端。由于在村级自治上我们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和成就，现在应当向乡镇级上升。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一级。由于这一特点，它与其辖区的人民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过去封建社会称县令为“亲民之官”，因为那时“皇权不下县”，县令是政府最接近民众的官员。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说乡镇领导才是“亲民之官”。农民对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切度，由于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有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效果，也与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这个特点，乡镇直选不但有很好的选民基础，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进步。由于乡镇政府具有国家政权的特点，其直选将不仅是村级自治的简单上升，它有着性质的不同。乡镇直选不但具有民主政治内在的进程逻辑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国的县可以进行直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但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直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有较大的乡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这在西方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市了。如果在乡镇进行直选，其意义相当于在西方国家进行小城市市长的直选，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但表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中国政治的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