⑸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通过以上各种目标的实现，对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党委主导下的乡镇直选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党的威望，扩大和优化了党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乡镇直选的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说在县以上的层次进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那么，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已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赵树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人民公社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逆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ix]如果是强化国家控制的乡镇政府改革，那么，乡镇政府越是强化，它也就越会成为农村社区重建的障碍。今天所有关于乡镇政府存废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个政府或派出机构或自治机构能为社区农民干什么，而不是能为国家干什么。如果它不能适应社区农民的基本需求，不能为农村社区的重建作出贡献，那么它的改革与创新就始终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从社会迸发发展角度，把县与乡镇的管辖区域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仅是行政区划概念，而且是国家行政区划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和级别。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放在一起谈，都没有交集的语言。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它的体制虽然不能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基本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能够维持数千年。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何在呢？关键在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基本没有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和决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而总是从国家控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总以为国家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的全部，甚至边远的农村；或者虽然有这种审视，也有一些表面的措施，却形格势禁，无一不在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格局中搞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连串曲折和挫折之后，让我们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源上来。人，从其社会性来说，并不是非得需要国家的，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私利对氏族统治者的异化，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既不伴随人类而来，也不伴随人类而去。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退、社会进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从中国特有的国情认识中国农村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仅从一般规律看，“国退民进”在社会生态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我们并不指望在现有的官员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的是国家领导人能够体认这一点，并指导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能认识和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政府对于农村社区也就是乡镇管辖区域的公共治理，就会从过去的控制、领导、汲取，转为认可、共建、扶持。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