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上溯尧舜，下讫春秋秦穆公，内含官方命令、文告、讲演辞、谈话记录和事迹追述等，是一部重大政治文件汇编；史称孔子编纂而成，并用作教材，儒家尊为主要经典，又名《书经》。唐史家刘知几以为：“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及群籍。”（《史通》卷四）
据说《尚书》原有百篇。秦始皇焚书坑儒後，几乎失传；汉以後落续搜集补充，至晋代汇编为现存的五十八篇。《尚书》文辞古奥，多有传讹缺失，考据家以为其中掺杂不少伪书；千载而下，注疏、论证不胜浩繁，见仁见智，融会贯通非易。
《尚书》中被疑为伪作的那些内容，当出诸魏晋以远一些意图表达史观的好事学者之手，应仍不乏了解前人政治智慧的参考价值。
我是考据学门外汉，唯作为现代杞人，有心以史为鉴，切望从古籍中寻找堪以启迪现世的经验。一旦打开煌煌经典《尚书》，诚惶诚恐，苦苦读来，粗识大意而已，还是悚然心惊，拍案而起，有感祖先远见卓识行之无效，乃至假冒伪劣尽出，误了国家民族命运前途，按捺不住，顾不得高低深浅，执意破谜解惑，挖掘病根，好发议论起来。逝者如斯，来者可追乎。
《尚书》大讲特讲为君之道，为政之道，亦即治国之道，三、四千年前已经头头是道，好象透彻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程度；遗憾的是，所谓“万宝全书缺只角”，偏偏短缺了致命地决定性的一章－－“权力制衡”，以致一切苦心孤诣耳提面命的千古真言，在无可躲避的绝对腐化强势狂澜面前敝屣不如一文不值，统统沦为自欺欺人连篇废话了。
从首篇《尧典》开始，可见为君者，总要在政权合法性这个根本命题上作出交待。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政权为被统治者普遍认可、愿意接受的理由，也就是政权得以维持运行而不垮台的非暴力根据。尧、舜、禹的执政地位，系由“选贤举能”， “禅而不传” ， “尚德”、“授贤”而来，以“四岳”会议为代表的评议功能提供了相当于协议民主的的公允效力。这种功能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向君主说不，而且说了必当算数的制衡层次，但似乎发挥了相当有效的防范君主权力由绝对化陷入绝对腐化的制约作用，产生了“协和万邦”，大治天下的施政条件。政权合法性由此而生焉。
这种原始的“禅让”制度，不会象一些乌托邦主义者歌颂的那样美仑美奂，但也大可不必疑古心切武断为“虚言”，贬为“浅者之传，陋者之说”（ 《荀子．正论》）。古希腊、罗马可以有轰轰烈烈一时之盛的前期民主、共和政治，中国古代何以一定不能存在过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设想的贤人政治型“禅让”制度？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据考古专家鉴定，认为其中《唐虞之道》可证《尚书．尧典》非子虚乌有也。
“禅让”，通过评议选贤和试用考验等配套制度以维持政权优化原则于不堕，若是循此发展演进完善不止，在“协议民主”基础上顺理成章产生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似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必然。可惜因为缺乏货真价实的“权力制衡”保障作用，这种贤人政治体制非常脆弱，撑了两代已难为继了。夏禹的儿子启轻易地为“禅让”制度写下了句号，结束了公天下实验，转进了政治权力世袭的家天下运行轨道，开启了无制衡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铁律阴影笼罩神州中华的悲情时代。
关于“禅让说”的研究，若能跳出考据学和意识形态框框等局限，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结合二十一世纪民主政治多元优化途径的探索，例如寻求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传统一人一票普选和“三权分立” 制度的更为有效的超现代革新方案，可能有珍贵的现实意义。
商汤发动暴力革命推翻了无道昏君夏桀。暴力是丛林法则的生存致胜之道，不会自动产生人类社会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商汤必须借重天——主宰一切威慑万众的至上神的名义行使暴力，夺取政权。他宣告：“夏王有罪，矫诬上天。”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他谦逊地声明这场造反运动“非小子（指自己）敢行称乱”，并不是要“万方有众”“听予一人”，而是“奉若天命”。从而得借“天命明威”，要求部下发誓相从，许以论功行赏，反之如果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可以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