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年来池莉的小说创作，她笔下的女性艰难地在“此岸”－－现实人生与“彼岸”－－理想人生之间跋涉、苦渡、艰难地对抗、解构乃至颠覆着男性霸权文化，经历着成长的磨难。作家本身亦凭借着这些形象，极为内在地书写着自身的成长。池莉不停地变幻其女性意识的内涵与特质，显现出她探索的足迹。女人应该怎样活得像女人？池莉一直渴望能够给出一个答案。到《口红》为止，池莉已经认识到，自立自主是女人最可贵的人格特征，是所有女性获得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历史负载在女人身上的依附应属于过去，而不应属于现在和将来，女人有权反叛或否定一切不合理的文化，并改变这种文化所给予的不公正待遇。但是，探索中的池莉还没有向我们描绘出一幅双性和谐的理想图景：男女相互尊重而非敌视，相互理解而非隔阂，相互合作而非斗争，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这是值得期待的。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不断分化着，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写作立场、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更属于个性特征，各自构造着自己的写作空间。池莉在分化中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写作充满对生活的思索。这种思索来自民间，来自实实在在的现世生活，更来自池莉自身对生活的反复咀嚼与不尽的体恤。它既游离于主流意识和公众价值形态，又游离于宏大叙事所辐射的历史厚度，但它更逼近于生命的真实。
池莉十几年来反复不断地、由浅入深地、由感性到理性地执著地表达着她所在的当下的活着的状态。她的小说有市民意识与市民价值参与其中，所反映的东西更有着泛性，因而备受普通读者的喜爱。“我一直注意和喜欢的是不断重复、由浅入深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因为我有理由期待一部好小说在不断地脱颖而出。所谓水滴石穿，执著地在某一点上倾注全部的兴趣和精力，一般说来，最后总有奇迹出现。”应该说，池莉已经较早地认识到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以精英的立场来俯视生活，不可能一味纠缠于叙事之中，作家们应该从人生导师的身份中走出来直面生活的琐碎化、平面化、日常化。她不断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新鲜的时代生活之流，尝试着对以往叙事进行改革，并以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她有目的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众型的作家，无论是新写实时期在叙述及语言上的策略，还是近年来在题材上的转移，结果是她成功地完成了知识分子向大众文化的靠拢。甚至可以说她已经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印刷传媒与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传媒－－的宠儿。关于这一点，多少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和思索：在知识分子小说之外，小说是否还有另一种存在的方式。而面对全新的传媒时代，作家们是以不断更新的创作姿态去迎接传媒时代所带给文学的冲击，还是固守呢？
我始终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写作从发生学看虽然是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行为，但它又绝对地体现出许多集体性的记忆。它不可能不与生活直接相关，不可能不与生命的终极相关，不可能不以种种价值取向深入到这个时代社会群体共同寻求的精神要素之中。池莉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不断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对人生此在的质询，逐步在盘旋与嬉变中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走向成熟。
后记
在杭州最让我这个来自海边的孩子受不了的酷暑中，我打完了毕业论文的最后一行字。望着厚厚的一叠尚散发着打印机余温的文字，突然有一种成长了许多的感觉，或者矫情点说，有种重生的感觉，因为，大学四年来年年所经历的无数次考试，设计论文，没有一次像这一次那么具有挑战性，那么吸引我全身心投入其中过。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一次毕业论文从准备到选题，从开题到起笔，从一稿到定稿，使一直懵懂的我对自己热爱的未来所将要的事业（或者说生活的方式）有了某种清醒与顿悟。
有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朋友说，他每完成一篇论文就像母鸡生蛋，这个比喻我深得其中之味。因此，就更加地佩服那些每日伏案工作的前辈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