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的市民生存形态－－论池莉作品的转向详细内容(5)

早在1981年，池莉就在《不眠夜》中刻画了孤儿杨唯敏这一独特形象。她努力追求的理想对象是把爱情当礼物谦让与人，自己只能出于报恩思想而认同与自己不爱的养父之子的婚姻。小说中，重重叠叠的社会关系就像交错盘结的绳索，牢牢套住了我们的女性。池莉让笔下的女性意识到自己婚姻的不幸：“不！生活不能总是这样！”“父权文化”压迫下的杨唯敏们开始意识到父权传统的不合理性。在接下来的《看着我的眼睛》中，池莉借米淑君之口发了一通感慨：“原来竟还有明文规定抚养娃娃是女性的责任。”这里池莉还是比较温和的，牢骚仅停留在普遍意义之上。米米最终还是向传统惯性妥协，倾其全力做一个母亲。而在《锦乡沙滩》里，少妇立雪走出家庭想在婚姻之外的世界寻找一种更理想的情感寄托，结局同样令人失望。现实如此残酷，毫不留情地破坏女人向往的平等与浪漫。“男女都一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父权社会传统所要求女性的依然是顺从：顺从妇道、父权、夫权，顺从整个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女性的抗争被扼杀在“摇篮”里。尽管现实令人窒息，池莉和她笔下的女性依然在探索，而且抗争也越来越有力量了。到了《不谈爱情》的时代，吉玲已是大量地干开了。先是这个并未受过太多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女人成功地编演了一出浪漫的爱情戏：“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少女挎包中掉出的“一本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分钱和一管'香海‘香水”，使偶遇的庄建非进入了她精心预谋的人工创作，以“朴实可爱”、温顺柔情赢得了她为自己选定的男人，以完成传统的女性角色：“找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你恩我爱，生个儿子，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但这种传统的角色与理想却是经过了“历史的修订”的，她要求丈夫的重视与尊重，要求“把她当回事。”一旦现实与之悖离，她甚至不惜提出离婚：“不把她当一回事的男人，即便是皇亲国戚、海外富翁她也不稀罕。”尊重之于吉玲高于她对现实利益的算计。最后，她赢了。她迫使庄建非和他的家庭重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使庄建非从男性的中心幻觉中跌落，开始正视现实与利益、女人的真实与丈夫的责任。但若我们再推敲一下，吉玲的胜利其实是借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庄建非的低头是为了到美国观摩心脏手术而非吉玲本身。小说最终，吉玲还是回到了世俗婚姻的社会约束当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的胜利者是婚姻和婚姻所携带的现实力量，是传统的世俗的男权社会的传统，吉玲艰苦挣扎的结果依然是陷落。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乎包含着一个与女性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同的过程。”在接下来的《你以为你是谁》中，由出身与学历塑成的知识型的时代男性偶像，已经为经济（金钱）所取缔，当有钱的生意人（大经理或小老板）一跃而成为商品时代的偶像时，工人出身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陆武桥，则因着饭店小老板的身份而成为时代的宠儿，才貌双全的女博士宜欣非但没有因为学历上的差距而煞住“爱情”的脚步，反而在所不辞地投入小老板的怀抱，毫无心理障碍地与之同居。然而池莉并没有给他们一个此生相守的结局，在两个“超凡脱俗”地过完了“世俗的吃喝拉撒”的很平常的24小时后，宜欣逃离了与她的人生理想不相容的“爱情”，远嫁“环境舒适的异国他乡”，因为那儿可以给她最先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成就一个科学家“完成三到四个科研上的尖端项目”的理想。在面临爱情与事业的两难抉择时，宜欣选择了一天24个小时尽量多地呆在实验室里，感情密度近似于零的后者。从一种角度看，宜欣代表着女人对爱情谎言的窥破，她承认对于和陆武桥的爱情她“会很快厌倦的”，并且以一种坦荡认可的姿态亲手谋杀了爱情。但从另一种立场考虑，她失却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女人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挣脱的结果是女性本我的失却。稍后的《绿水长流》，池莉干脆让笔下的女主角逃离，逃离爱情的诱惑与罗网。“我”并非刀枪不入、无动于衷，但始终保持着一份高度的警惕以防自己坠入情网。“我”不断地逃遁，最终成功地逃离了这次奇遇，逃离了爱情。池莉也由此完成了对爱情叙事的解构，毫不客气地撕裂了父权社会所定义的“爱情”神话。这里的逃离是对世俗社会的放弃，是妇女竖起全身的“刺”拒绝与社会沟通的外在显现，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自我防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