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社会时机的转变蕴涵着巨大的时间价值，生存环境与氛围的变动势必导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的异变，重塑人格特征。透过近期的池莉小说可以看到，当年印家厚式诸如住房条件的窘迫、上班行程的艰难、工作环境的人事纠纷此类的生存烦恼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康伟业式的如何成就“不如意”婚姻之外的婚外恋情的生活烦恼。如果说生活对印家厚意味着压抑、磨损心志的沉重的话，那么康伟业那儿，生活则变成了无法承受之轻了。即便同样面对蛮横粗俗的妻子，印家厚虽然厌倦和遗憾，但又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可是面对段莉娜的“阶级斗争”，康伟业所选择的是最最符合自己经济身份的解脱方式－－找情人。而对于女人而言，人生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如何苦心经营嫁一个好丈夫，以便就此摆脱困窘的出身（如《不谈爱情》中的吉玲），而是如何在社会和婚姻中寻求一种新的自我，毕竟女人已经从经济上开始全方位的独立了。我想，至少在池莉看来，当初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清心寡欲、知足长乐，没有欲望，也少有动力，人人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现在商品经济使人们的欲望急速膨胀，暴富者的先例令人们跃跃欲试甚至胆大妄为。正如《云破处》中说到的：“……现在是人胆量都大了一圈”，尤其是男主人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池莉所注重的就是人的这种从胆小向胆大的变化，并借此表现社会的进行时态。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池莉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所爱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时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那时的池莉就是以这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生存中的印家厚们构建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注重表现人的能动性，更注重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甚至与中国传统伦理所格格不入的叛逆性。她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一种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的拼搏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怨而不怒”的中和性格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和锋芒。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像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现实的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深谙时代的游戏规则，是生活的强者，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在这儿，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他们设置的一个道德底限，以便从道德上规范过度膨胀的物欲。“正因为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对当今时代过度膨胀的物欲，也因此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此刻的池莉已不再是那个执著于武汉小市民的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并自称为“小市民”的新写实作家了，而开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社会转型并运用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社会并分析社会问题。
总之，如果说作为新写实中坚的池莉其题材选取及关注层面主要集中在作为核心家庭的人的世俗生活，并力图表现凡人在琐碎困窘的俗世中遭遇着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的话，那么近几年的池莉则将镜头聚焦于以经济关系为主要交谈方式的人的生存现状，并对生活之变、个体之变，及家庭的内部情爱冲突进行了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