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还善于从群众实际的认识水平、接受水平出发，从当时群众的共识出发。革命报纸的评论（这里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无疑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但在具体写作时，除了对党的工作所作指导外，立论的依据一是来自事实，二是来自孔孟之说，孙中山、罗斯福（当时美国总统）的言论，并加以正确的发挥。因为这些人当时可以被大家共同接受，他们的言论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力；很少直接引用马列经典著作中原话，因为当时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人们不易一下子接受。《新华日报》社论《我们的一点意见》（1943年10月8日）是论述言论自由的。文章一开始就引述罗斯福的话：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以此为依据，论述言论自由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抨击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论《质中共》，蛮横地要求共产党不要讲人民的武力，还手大讲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新华日报》立即发表《与大众报论国是》的社论（1945年11月21日），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劝大公报与孙中山先生一辩。”因为孙中山主张“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共产党不过实践孙中山的主张。驳得《大公报》哑口无言。社论引孙中山的话才一百来字，却比千言万语的论证有力得多。
最后，评论的文风是很值得称道的。严密的论证和新鲜活泼的文风达到和谐的统一。评论常常巧妙地借用古今中外人们熟悉的典故。《国民党真愿为秦桧耶？》（1943年8月29日《解放日报》社论）用宋朝公开投敌的刘豫和充当内歼的秦桧的故事，提醒人民主意国民党反动派充当内歼。《新筹安会》（1947年4月22日新华社社论），把1947年4月的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比作袁世凯1915年拼凑筹安会，预示蒋介石统治的寿命不长了。大量形象的比喻，增加了评论的艺术魅力。《破车不能再开》（1947年6月5日新华社社论），把国民党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比喻为“不但是一辆破车，并且已经抛锚”，把会议通过的和平建议喻为“烂鼻子美人”；把大公报社论《政府要坚定信心》（1947年6月25日），所表达的惊慌失措的调子喻为“家臣失态”（1947年7月5日新华社时评《家臣失态》）；把美国国务卿魏德迈1947年8月的声明称为“美蒋双方在上海大世界陆奇奇张喜喜的双簧戏”（1947年8月30日新华社评论《美蒋双簧》）；把常败将军陈诚喻为京剧《打渔杀家》中好吹牛皮的教师爷（1948年2月14日新华社评论《教师爷滚蛋》）。评论根据内容不同，笔调多样，嬉笑怒骂，波澜起伏。有义正辞严的痛斥，有逻辑严密的论证，有侃侃而谈的分析，有无情的嘲笑，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
乙、消息的写作
除《新华日报》外，革命报纸上的消息内容主要是军事、农业生产和党政工作。作为机关报，新闻强调了指导性。这就形成了革命报纸上消息写作的一些特点。
1.鲜明的倾向性。赞成或反对，喜欢或厌恶，从标题到具体叙述，态度鲜明，一目了然。记者在写作新闻时，必然公开地站到一定的立场上，这是当时强调的一条党性原则。
2.追求消息的思想性。新闻要起指导作用，“指导”不能光用事实，主要用思想观点。这样，新闻就不是仅仅客观地叙述事实，而必须把观察事实中所用的观点体现出来。思想性成为新闻的灵魂。由于追求思想性的需要，消息不但要写“是什么”，而且强调要写“为什么”；不但要平实地叙述事实，而且强调了用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观点。
3.综合性消息特别多。当时在国统区报纸上，消息的写法是采用“一事一报”的形式，一条消息仅一、两句话。一个新闻事件，如果由几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发一条消息；一个事件如果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一条消息。编辑仅仅把它们归归类，不作综合，一条一条地排列出来。而且，同一事件，一家报纸可以收到各个通讯社（国内、国外）、报社的消息稿，编辑仅仅把它们归结在一起，加一个标题，不作综合，一条一条地排列出来。这样，在一个标题下，每一条消息有几条、十几条乃至几十条独立成篇的消息组成。读者必须在读完全部消息后自己加以综合才能明白全部内容。文化水平高的读者尚可胜任，文化水平低的读者就很吃力。而当时革命报纸的主要读者在农村、部队，文化水平普通很低。大量运用综合性消息，正是为了适应革命报纸的读者需要。革命报纸大量地报道工作经验、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等非突发性事件，时间跨度大，得用综合性消息适应了革命报纸所面临的新情况，是对中国消息结构的重大改革，是新闻写作的一大进步。这种结构方法，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消息还在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