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根据非义务教育成本适当分担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现阶段高校学费标准基本稳定在培养成本的25%-30%.而社会方方面面却没有多少人关心另外的70%-75%的成本分担责任是否真正落实，也不细究受教育者分担的25%-30%是否适当，而是对教育收费标准的核定基数之一的教育培养成本打上了问号。作为回应，有关部门转而要求高校尽快向社会公布教育培养成本信息，并列出了时间表。众所周知，凡事都有成本，各行各业都存在成本问题，而成本一般被认为是行业的“商业秘密”，只不过培养人的成本更为特殊、更为复杂、更为感性罢了。要求把培养人的成本尽快公诸于世，这个想法很好。但东西南北中，成本各不同，即使同城高校间、同一学校不同科类间、同一科类不同年份间的培养成本均有差异。另外，培养成本越低是否意味着收费标准从低办学效益就高呢？还是反之亦然？这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层面还是技术操作层面都似有把一个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之嫌。如此说来，质疑高校收费贵收费高的潜台词可能是乱花钱。诚然，这几年高校买地盖房，教学条件装备投入大幅增加，硬件设施达标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其所需资金除银行贷款外，自筹资金部分主要来自收费收入。即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高校收费多与高校硬件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思考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是成本分担机制使然的逻辑起点上来。如果仅仅认为现阶段高等教育的“过高”收费完全是高校自身的内在冲动所致，即使不是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将会继续动摇建立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的社会基础。
2. 化解、清偿债务工作任重道远。伴随着高校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高校建设性、发展性债务规模与日俱增，少则几千万，多则数亿甚至十多亿元。与高校扩张初期的鼓励贷款的政策性导向不同，当高校数量扩张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后，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落实高校还贷责任、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工作热情高涨，干预力度明显加大。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高校作为还贷主体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但高校贷款从一开始就无一例外地属于政策性贷款。因此，高校贷款本身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有鉴于此，有的省已开始安排巨额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偿还高校所欠银行的部分债务，这对高校无疑是一大政策利好。但主管部门硬性设定高校还贷期限和优先扣划偿债资金的政策措施，很难设想这样的“胡萝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不至于引发高校的财务风险。实际上，高校短期的支付没有风险，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难以规避。问题的关键是要把这种风险切实纳入可控范围内，确保校级财务始终保持基本正常、合理、稳定的现金流。
3. 对高校投资效益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的行业。增加投入与提高效益是高校发展的永恒主题。尽管现阶段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要求高校提高投资效益被过早地提上议事日程。1993年国家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本世纪（即20世纪———作者注）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努力实现4%的目标”。但这个投入比例，实际上并没有如期实现。迈入21世纪后，这个比例才有所改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2年，达3.32%，离目标值仍有不小的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5.1%）更是相距甚远。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教授的有关研究成果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1990—2000年间，我国预算内财政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从88.6%下降到47.3%；1996年至2005年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香港地区是持续递增的，而大陆基本上呈递减态势。这其中当然有复杂的因素，包括同期财政支出高速增长以及教育经费多元化趋势加快等原因。但也毋庸讳言，对高等教育的持续加大投入，并没有与财政支出的高速增长实现基本同步，或者说，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快速增长，仍赶不上高校连续7年大幅扩招对办学资金的需求，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