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就业问题引起高度重视，有的人从宏观角度，有的人从发展中小企业角度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我都很赞成，比如加快扶持中小企业，创造新的城镇就业机会，等等，不在此多重复。我认为，就业问题关联诸多方面，仍有一些重要的遗漏需要加以补充和强调。在此，我想补充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降低就业门槛
关于降低就业门槛的问题，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收集了各种材料，涉及的主要是乱收费的问题。乱收费就是设置壁垒是一种扭曲，使创造就业机会变难、门槛变高。再一种设置壁垒是准入标准方面的扭曲。一些部门和地方人为设高了一些准入标准，其中有些标准是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是妨碍竞争的；也有一些标准脱离国情，包括一些技术标准。在考虑就业、消费层次的基础上制定一个适当的标准，要让人能够就业，能够提供产品，客户能够消费，要允许产品和服务质量有从低到高的分布。工商管理方面要给中小企业创造好的进入条件，要普遍降低办小企业的门槛，要把行业方面的管制降到比较低的水平。市场竞争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要素组合的规律，只要无人妨碍竞争，就会形成多雇人、低工资、劳动密集度大一些而资本密集度低一些的市场选择。这些都有利于增加就业。
我在此还要强调一个过去人们不太注意却与就业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城镇土地管理制度问题。城市土地管理实际上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学香港模式的现行办法——每次拿出很少一部分土地批租，批租出去的土地价格搞得比较高，这样，土地会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地租、房价自然会高起来。对城市的新就业人口而言，比如需要找一个临街门脸、开个小铺，究竟花多少钱能起步？地价是一个很重要的度量标准。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重要产业，要想就业就要占用一定的土地。创业起步阶段要投入多少与同土地管理制度大有关系。
另一种城镇土地管理制度是实行空闲土地普遍供应和财产税管理方式，即凡是可提供的土地都敞开供应，之后是要年年交财产税，这样就使得起步价格比较低，后续会细水长流地交税，较少造成扭曲。由此可以看出就业门槛是不一样的，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就要尽量把一次性投入的高门槛压下来，变成细水长流。过去，我们想当然认为从香港学来的土地制度是先进的——香港是从英国沿袭的传统。其实这里有误解，香港的土地制度是与九十九年的政治约束密切相关的，而英美模式的土地制度完全是另外一套。实行土地普遍供应和财产税管理方式的城市，进入门槛低，就不存在因批租土地带来的一次性价格过高的障碍，以后年份要上缴财产税，摊到了今后每年的成本里。而今后财产税的大小又跟基础设施有关系，城市的发展和变迁总会不断改变某些地段的兴衰，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财产税额也会相应发生改变，比如所租用或买下的地方原来交通不好，现在通了地铁、状况改善了，财产税额就会随之提高。税收政策是与土地估价配套的，财产税体制有利于降低就业门槛。 价格和税收的扭曲往往也会增加就业难度，因此增加就业就要减少扭曲。比如银行业8%的营业税就是一种扭曲，银行的营业税是不该收的，从税基、税率上讲都是不对的，国际上也都是没有的。错误的税收就造成了一个扭曲，营业税使每个储蓄基层网点的经济核算产生重大偏差，核算出很多网点都亏损，网点亏损就可能被砍掉，弄不好一家大银行就要裁掉10万人、20万人，每一家银行都照此行事，整个银行业就可能按错误的算账体系而需要砍掉近100万人，失业大军就增加近100万人。实际上这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又未及时消除扭曲所造成的。
计划经济中不是按市场价格办事，许多产品的价格都是高度扭曲的，30年前生产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都是挣大钱的，而生产其它东西则是补贴的。这一方面易造成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又有些行业产品或服务短缺，未能提供就业机会。改革后按经济核算来看，不挣钱就需要裁员，挣钱的几个部门又由于搞了重复建设，也得裁员，结果到处都要裁员。因此，不管是价格方面的扭曲还是税收方面的扭曲，都应该尽量消除，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