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时的住房问题也是就业问题中的一项门槛。没有本市户口的人能不能合理解决住房？这不光是农民进城就业问题，实际上任何产业结构调整时都会遇到城市人口再就业问题，如矿山资源枯竭了怎么办？城市人口在当地没什么出路，也要搬地方。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关了一大批军工厂、基地，那些人也不是在当地就能找到就业机会，也要挪地方。这都会涉及到住房的衔接和价格问题。往往一个还没有到50岁、60岁的人，特别是中低层职工，按分期付款买的房子还没有拿到完全的所有权，当他发现另一个城市有更符合他的就业机会，如果可以做一个财务安排，把按分期付款没有拿到的房子卖掉，到另一城市可以以卖房的钱付首期，接着分期付款，则成本差不太多，搬一次家不用花太多钱，也不会损失太大。不同地方房屋价格虽有差异，但在付抵押贷款和财产上差别不太大，这样就能实现住房转移，就是比较好的安排。这要求住房是商品化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但是我国现在除了沿海一些城市的住房制度较为商品化以外，其它很多城市住房制度还是半拉子商品化，还有补贴和行政性安排，致使实际上的转移非常困难。不能按照市场来作到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损失了原有的住房，或者全额支付新房。在原住城镇的房子因含有补贴，不让正常转让，而到新的地方住房却已完全商品化。房改划了一个界限，1999年以后再也不搞福利房了，如果不能把以前福利住房按市场价折算权益，换城市要买房则没有那么多钱，住房抵押贷款能否安排也是问题，这就使得劳动力流动大大受阻。所以，需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才能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进展。有补贴和变相补贴，就很难真正按市场规律有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对降低就业门槛非常不利。现在实际上许多城市中高白领层的住房倒比较接近商品化了，此外，农民进城也不会向政府提要求，但是我们说，需要解决就业的劳动力，往往是技能相对过时、年龄偏大、收入相对比较低群体，恰恰在这一群体中房改的商品化不够，使得这些人很难有流动的机会。
通过研究就可以发现，上述就业门槛问题和劳动力流动问题对就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可以有比较大的作为，搞得好的和搞得差的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不大一样。地方政府还在中小企业发展中起很大作用。实际上各个省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效果是有差距的，在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城市土地制度等方面，地方政府应该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建议把创造多少个新的就业岗位作为考核省长、市长的一项业绩指标。再分解几个指标，其中之一是新就业门槛，可大致用平均每个新岗位所需投资量来度量。过去地方政府的业绩着重在产值、税收、出口等指标，现在可以增加每年新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的效绩指标。旧的就业岗位因为不符合市场要求而丧失掉不可避免，地方政府也不要阻碍结构调整，关键在于能够创造出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另外，就业的门槛高还是不高，流动便利还是不便利，可以设计几个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以就业方面的指标作为业绩，对中国是有益的。如果在更加民选的制度下，地方选民会非常重视这项业绩，此外，还涉及到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好的话，既吸引投资，又解决就业，如果选民觉得就业解决不够好，特别是和临近省份相比，那就很可能丢失选票了。当然我们不是那种体制，但是通过一些指标也有助于推动创造就业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