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空虚。这种知识类型导致的社会行动是显而易见的；游手好闲、性即乐、追逐怪诞、无所谓。如果“四五”代群不以自我批判为前批判来展开社会文化批判，那就至少在形式上承继了“五四”代群中的某种知识类型。
九
从整体上看，“四五”代群与“解放的一代”有一形式上的相近似之处，这就是与相信的价值意向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精神品性。
理想主义同样应置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之内，它不仅关涉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性，而且与更为广泛的知识分子品性问题有关。
理想主义在上述两代群中已然不同，这里涉及的要害之处依然是理想主义的实质而不仅是形式问题。简单时说，“四五”一代的理想主义已经历了实质性的嬗变，感伤质素极重。
无论如何，“四五”代群中，理想主义已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品性，而不是价值意向。这种品性意味着，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无聊、让人沮丧，毕竟会有美好的、珍贵的、值得为之感动的东西存在。
“游戏的一代”从一开始就鄙视这种品质，他们嘲笑相信的意向本身、嘲笑对珍贵的、神圣的东西的持重，嘲笑知识类型本身。这一代群接续了“四五”代群中分化出来的“一无所信”意向，并在哲学上加以推进，也很快在西方找到了同伴。这一代群具有自动失范于任何知识类型的冲动，他们超前进入游戏空间，其游戏的规则就是游戏本身。从精神品性上讲，他们的重大特点是，已不知道什么叫感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性将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十
若从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范围来看，“四五”一代还与另一日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相关：流亡文化。
流亡自古就有，但文化的大规模流亡，则是二十世纪的特殊现象。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国流亡文化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德国流亡文化，前者的流亡中心地是巴黎，涌现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洛斯基、浦宁等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神学家、作家、诗人；后者的流亡中心是美国，它产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传统，涌现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布洛赫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化思想家。流亡文化从本己的民族性遭遇出发，又超逾了民族性本身，成为独特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类型。
我不太乐意说“四五”一代已经在构成流亡文化，但社会事实似乎日益在提供刺激。这一问题颇为复杂。早于“四五”一代的侨居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在形式上带有流亡性质。至于“四五”一代的流亡文化，则至少已有构成的社会趋向。
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然仅限于知识社会学的考虑范围，即是说，如果将会有一种流亡文化，那么，它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将是诱人的课题：它也能既从民族性的特殊生活关联域出发，又超逾民族性的偏狭，为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透视作出带有普遍性的贡献吗？
至少就目前来说，社会学方面提供的材料使我不自信。不仅于此，即使是文化类型学方面的考虑也让人不感到自信。人类学家米德的研究表明，文化的素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素质。中国文化的素质至今为止令人感到有所缺憾。就此而言，由知识社会学引导的“四五”一代的内向性社会文化自我批判，恐怕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