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这一代群亦多经社会磨难，依然很难在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上失范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例如，即使是这一代群中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亦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至于诸多右派人士，实质上是真正的左派，则是众所周知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也不是一个难解之谜。
就知识社会学的课题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动承续者，“解放的一代”是如何与“五四”一代连接起来的，恐怕也有些刺激性的课题可做。
七
“四五”一代明显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续者，就此而论，这一代群与“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文化“传统”的反叛者。本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是由这两代分别挑起的。
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互为表里，从根本上讲，文化危机指示的是知识类型后面的价值意向的实质性断裂。“四五”一代挑起的文化危机在层次上比“五四”一代的文化危机更深，其中隐含着的价值意向的断裂更甚，这从对“游戏的一代”所作的社会学透视中可以见到。所以，我宁愿从“相信”这一价值意向的特定范畴入手来考虑文化危机。
危机在此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导致的危机，随之是潜伏在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危机。
“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价值意向。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急待地要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曾将一首题为“寻找真理”的劣诗示与一位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来身于高级文化干部但当时仍在监管中的作家，向他请教。他当即指出，“寻找真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找到了，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这段轶事长期纠缠着我。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这里隐含的问题是：真诚地相信的价值意向是否能保证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
“五四”一代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重新定位的价值意向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价值观念的知识类型，而是更多地匆忙采纳十九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潮。而这个历史时期，恰是虚无主义在西方猛然聚生的时代。“五四”代群的价值意向如此重新定位无疑与本己的社会历史事实性相关，而且，这种知识类型的取向模式，早在“五四”代群之前——例如王国维——就已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的重新定位，事实上，也有其他定位存在。
八
“四五”一代不是从反叛既存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中站出来的。如说真诚地相信，这种品性“四五”代群并不缺乏。然而，“四五”代群从真诚地相信走向了真诚的不信。这就敝开了一个问题：真诚地相信并非可以直接推导出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问题依然还在于：相信的意向对象是什么，这一对象的价值形态的根基是什么。
不过，这已经涉及价值现象学哲学问题，不是知识社会学应该过多谈论的题域。从知识社会学看，上述问题已表明，在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的过程中同样隐伏着危机。进而言之，“四五”代群的重新定位同样已置身于这种危机之中。
“四五”一代战真诚地相信走向真诚的不信，为拒斥价值意向的对象性失误提供了条件，也给出了新的危险。
这种危险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四五”代群已然分化了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五四”代群中也经历过这种分化，可能重复“五四”时代的某些失误，例如，当时的一种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性对象，就以历史形态为价值根基，这最终会自食其果：历史的盲目总有一天会嘲弄这种价值意向本身。“四五”代群中已经出现的各种知识类型，应该担负价值意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
另一方面，“四五”代群从真诚地相信走向真诚的不相信过程中，已经出现“一无所信”的趋向，而且此趋向有增无减。据报载，武汉大学一位女学生自杀未遂，当问及自杀原因时，回答是：翻开书本，如今处处见到的是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是虚无、空虚、无聊、性欲……事实上，“四五”代群的“一无所信”已作为一种价值意向的新定位在转为社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