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领域的自由是理性批判所欲达致的积极后果，人生之谜在时空之外的解答、人生意义在世界之外的实现却是语言批判的消极后果。正如对康德来说自由问题不是知识问题一样，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价值问题也不是事实问题，不可能用表象性的事实语言有意义地言说。理性批判和语言批判同样开辟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只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个世界保持了彻底的沉默。借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自己的批判，在《逻辑哲学论》中，他把一种特定的语言游戏当作丰富多彩的语言活动的本质了。
四、逻辑与形而上学
在许多近现代富有原创性的伟大体系中，“逻辑”的地位举足轻重：康德的“先验逻辑”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干，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之一（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弗雷格的《算术基础》、“概念文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卡尔那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海德格尔也曾借莱布尼茨探讨过《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不妨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把逻辑理解为逻各斯学（the science of logos），即思维之学。[14]逻各斯学不仅涉及思维的形式，而且涉及思维的内容——即思维对象的形成和构造。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学不仅仅是普通的逻辑，而且是形而上学，是存在论。逻各斯学才是存在论、辩证法。
康德对先验逻辑的规定似乎是认识论的：“这样一门规定这样一些知识的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就会必须叫做先验逻辑……”（KRV，A 57/B 82，87页）但由于先验逻辑本身既涉及认识对象的形成、经验世界的建构和认识能力的批判，因此实际上是批判的形而上学，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形式的”，因为真正的逻辑不仅规定了有意义的思想表达的可能性，而且规定了世界和语言的基本结构，并划定了可言说的界限。因此，逻辑不仅仅是命题的逻辑，而是“命题借助一种逻辑构架来构造一个世界”（TLP，4.023）。
由于以先验感性论为基础的先验逻辑，康德的存在论不再涉及关于物自身的思辨，不再是一种先验实在论，而是关于显象的存在论，即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而显象是综合作用的产物，用以综合的范畴表是从判断表引出的，因此，康德追问的不是物本身“是什么”，而是物“是如何”向我们呈现的，关于显象的知识又是“如何”可能。认识对象的建构不再是独断论的“物”的形而上学，毋宁说是一种“事”的形而上学，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
后来的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在他们高举拒斥形而上学大旗的时候，实际上拒斥的是“物”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在拒斥这种形而上学的同时，实证主义者暗地里为科学知识设定了“事实”的存在论基础，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种“事”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建立是由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对象、物、实体虽然是世界的“逻辑原子”，但世界的可理解性、可描述性、可思想性、可言说性，简言之，有意义的世界，在于它是事情、事实而非物、对象的总和。维特根斯坦的对象似乎与康德的物自身一样，是逻辑意义上的先验的设定。对世界及其事实来说，对象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而事实对于世界不仅在逻辑上是充分必要的，而且在经验上也是如此。因此，可认识、可理解的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不是对象的总和。故曰：“诸基本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实在”（TLP，2.06）；“全部实在即是世界”（TLP，2.063）。
五、哲学批判的定位
康德的哲学被称为批判哲学。批判哲学通过对认识能力的“批判”，既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也为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更为道德形而上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样，“真正说来惟有形而上学，无论是自然形而上学还是道德形而上学，尤其是以预习的方式（以预科的方式）走在前面的对贸然鼓起自己双翼的理性的批判，才构成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能够称之为哲学的东西”（KRV，A 850/B 878，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