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在形而上学身上凝聚一种激励着人们不断“超越自我”、摆脱“未成年”的“幼稚状态”，追求和创造理想生命和成熟人生的“乌托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曾产生过巨大深远的激励作用，在今天，只要人们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这种精神依旧是不可“解构”的精神财富。人的存在是自我意识到的存在，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存活动中自我创生的本性，人总是渴望不断“长大”，从“幼稚”走向“成熟”，在此意义上，人要想成长和成熟起来，就离不开“未来”的向度，而“未来”作为人的理想在形而上学中得到了最为深沉的思考和最为集中地表达，它要求人们克服自身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存事实的消极默认，启示人们不要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去寻找一个先前不曾有过的世界，在那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⑧]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这种乌托邦精神的经典形态开始，这一精神就源远流长，成为哲学发展最为根本的动力，即使在今天那些具有“反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所具有的这种乌托邦精神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和表现自身[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乌托邦精神构成了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对于人不断摆脱种种强加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实现“自我启蒙”，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
当对形而上学的价值作上述阐发时，我们同时又充分意识到，这些积极价值始终是与其对立面相伴随的，或者说，与这些正面价值难以分割的是正与之相对立的另一面：与形而上学的“启蒙价值”相伴随的是形而上学“反启蒙”的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反思批判”的“自由精神”相伴随的是形而上学的窒息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的独断主义，与形而上学试图超越“在场”的“乌托邦精神”相伴随的是形而上学把“在场”者中心化的权威主义。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个充满内在冲突和悖论的结合体，它的正面价值面临随时被其负面价值颠覆并因此消失殆尽的危险。这正是现当代哲学对形而上学口诛笔伐的根本原因。然而，当形而上学被当成“死狗”痛打的时候，那些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关，与人追求自身“成熟状态”紧密相联的积极价值，也与脏水一同被倒掉了。
在我们看来，造成形而上学的这种内在悖论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边界意识”的缺失[⑩]。前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绝对主义原则”、“总体主义原则”和“非历史性原则”，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边界意识”的缺失，这使得它表现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永恒在场”的具有浓厚独断和专制色彩的绝对“规范性”。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所欲表达的本来是人不断超越自身、去创造理想生命的“梦想”，前述的启蒙精神、反思批判的自由精神和乌托邦精神正是这种“梦想”的具体体现，然而，这种强制的、绝对的“规范性”却恰恰是以窒息“梦想”，抹平“超越”、抑止 “自由”、拒绝“批判”为意向的，它的“总体性”、“绝对性”与“非历史性”诉求削平和压制了一切超越它的冲动，形而上学于是变成一个终极的绝对静止的体系。由此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便是：推进对“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自我理解本来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却因为其包含的内在缺陷，其结果恰恰成为了人仍然处于“幼稚状态”的最好证明。
人渴望走向“成熟”。形而上学的“幼稚性”表明，人们必须寻求一种真正能够表达“人的成熟状态”的“成熟”的理论意识，这种新型的理论意识即是“边界意识”，通过“边界意识”的确立，将有力地摒弃形而上学的与“人的成熟状态”追求相悖逆的独断、专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并使其正面价值在一特定的边界范围里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1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20页。
[③] 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见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附录。